《河湟英雄传》读后感
上周日在从长沙出差回北京的高铁、地铁上，读完了马在渊先生的《河湟英雄传》。感慨良多，一时不知如何开启内心的独白，暂略改书中一语作评——西来清音，能隐深喜。
长沙回北京高铁上
喜从何来？这本书给了我了解自己家乡的一个视角。我出生在川东北嘉陵江流域的南充市，虽然书中大部分描绘的山河是西北河湟，但整部书的精神渊薮华哲·阿卜董拉希最后是在嘉陵江畔的阆中盘龙山归真，阆中市正是南充下辖最北边的一个县级市。冥冥之中，那些人和事似乎与我生活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这也不算什么命定的缘分，若说联系，用马克思的话说，联系是普遍的。世间万物、过去现在本就处于复杂而微妙的各种联系当中，只待我们透过自己未知的生命奥秘去发觉。
晚上北京地铁上看完最后一章。宛如梦幻，一声唏嘘。顿亚的绚烂光景，好似一场大梦，无论是贤是愚，是穷是达，在尽头都归于一如。就如马来迟驶向天方消失在地平线的最后一幕，天地虽殊途，终交于一线，人不过此中过客，飘渺孤鸿。
严格说，阆中和我的家乡南充三区（顺庆、嘉陵、高坪）并不属于一个地理文化单元。在盘龙道祖华哲·阿卜董拉希将天方奥义传入蜀地的时候，阆中和南充还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单元，前者叫保宁府，后者叫顺庆府，两者是平级的行政区划，阆中降级为南充的下级是非常晚近的事。从地理文化上看，阆中虽然和南充以顺庆为中心的三区被嘉陵江这条纽带裹在一起，但中间隔了大片的丘陵山地，彼此口音都有差异。在我们听起来，阆中人口音的魔性仅次于高坪区边缘的长乐镇人（长乐镇人的口音是四川方言中很特殊的一个小分支，带有湖南方言的痕迹），都是山旮旮里的产物。
但是，阆中，和阆中的伊斯兰文化，居然成了我深度理解自己家乡的起点。从个人的体验、经历来说，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命运。
说来很难以理解，我的家乡南充是所有我生活过的城市中让我感到最陌生的地方。每当填写个人简历的时候，有两个栏目的内容我总是在落笔时心有愧疚。其中一个就是我填写自己的籍贯，按要求我只能写四川省南充市，最多写到高坪区。对我而言，这非常不公平，为什么我不可以写龙门镇？因为我真不了解南充，也不了解高坪区，我很难自信地对别人说我是个南充人。我无法做到很多南充人那样说起自己的过往，就是在南充某条街上进过网吧，吃过某家餐厅，跟谁打过架、斗过嘴。那些地名我很熟悉，什么模范街、胜利路、滨江大道，无数次从别人的言谈中出现，熟悉到就像我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
但它们，与我有什么关系？
今年过年除夕清晨在姑姑家拍的南充，尽管我不止一次站在这里眺望嘉陵江，但眼前的景色依然让我感到有些陌生
看到这，也许您会觉得我这是矫情。我们这一代人很多被称为“小镇做题家”，不都是成长在远离市区的小镇乡村吗？进入社会前没有城市生活经历，怎么就一定觉得自己不能自称自己是某个城市的人呢？
其实不然，我的家乡小镇严格说她不小，她也并不偏僻，从我家距离市区不过十二三公里，坐公交（小时候是乡镇大巴）也就四十分钟的车程。但在我成长阶段，那俨然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是因为我的家庭给我创造了一个极端封闭的成长环境，所以我虽然在上大学以前在南充生活了十八年，但我的生活范围几乎不出我家所处的那个小镇周边两三公里的范围。
打小爷爷奶奶就非常厌恶我与同学结游。从我家筒子楼阳台极目远眺，大约三公里外有一片深色小树林。那是一座埋在我心里的地标。大概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被我想象成世界的边界，我曾无数次站在阳台幻想一个人背着书包徜徉在树林深处。阳光透过疏落的树枝流泻在我脚下，打出破碎的光影。踩着那些斑驳的光影，我能一直走出那片静谧的树林，穿过嘉陵江下游的中坝、上中坝，直到看到白塔的轮廓浮现在天边。那里就是南充的市区，我终于走出了家乡，像一个探险家找到一片新大陆。
但遗憾的是，在应该迈开步子的年纪里，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直到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现那片小树林已经完全消失在城市化的浪潮当中。南充市区终于和龙门镇连成了一片，但消失的却不是横亘在家乡和远方的藩篱，而是家乡。我徘徊在已成空地的小树林上，再也难寻回家的方向。
今年过年期间我拍的龙门镇嘉陵江边河坝，沿着这座新建的滨江大路可以畅通南充市区。但没有了小树林，我永远也走不到白塔脚下
我对南充缺乏家乡的归属感不仅源于成长经历与之隔离，更有我所生活、熟悉的那个龙门镇，她并不能代表南充，这是直到我参加第一份工作才发现的。当时我被调到南部县的另一个滨水的乡镇当公务员。我有点意外，原来不是每个南充的乡镇每天都热热闹闹的，大多数乡镇除了当集（我们叫赶场）那天外，平时街道上都冷冷清清。后来，我又去走访了派驻其他乡镇的同届选调生朋友的乡镇，我更加惊奇地发现有些乡镇真的是在字面意义上的“山旮旮”里面，当地人又是另一番生活状态。
慢慢地，我理解了。我所生活的龙门镇，特别是我的家庭所生活的那个圈子，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改革开放前的国企文化圈子。那种生活氛围是与我成长的新时代脱节的，它本应属于我的父辈、爷爷辈那一两代人的青春回忆，而不应该属于我这一代人。但是因为爷爷奶奶给我构筑了一个与现实隔离的真空，所以那种《金婚》里的生活被强行移植到了我的成长经历里面，并且成为深深的烙印。龙门镇这种因三线建设由国企发展繁荣起来的乡镇，她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是四川地理文化中比较少的特例，并不是南充乡镇的代表。她因时代而生，也随着那个时代而落幕，隐入改革开放城市化的尘埃。
2016年我西行丝路前夕第一次使用相机，拍照技术还很烂。这块黑板报上的内容永远停留在1998年，直到去年我回去发现街道整修，黑板被人刷了漆，那个时代的记忆终于又消失了一块
回首过往，我其实成长在一个非常分裂的环境里。当我在学校里面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动漫、游戏，我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是一个90后。但当我回到那个筒子楼的老屋时，我又变成了一个七八十年代小孩。
我的爷爷会用互联网，会看电视。说起来我家算是小镇上最早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一批家庭，但科技的发展没有对我们的意识产生质的改变。同学们经常羡慕我比他们更早有了游戏机、电脑、MP3、MP4，但我是上高中才在同学们的嘲笑下被迫有了自己的QQ（我至今记得我被一个身上穿着土不拉几衣服，像农村来的同学说我没有QQ有点“土”），上大学以后才稍微对流行音乐有一点点兴趣（我自己的MP3、MP4主要的用处是让我有机会借给我喜欢的女生，并帮她下音乐）。至于什么论坛、贴吧、人人网这些伴随80、90后成长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共同记忆，我是从来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
对流行文化的接受，我这个家里有电脑的“好学生”总是比那些半夜翻墙上网吧的“坏学生”慢了好几拍。现在想来，本有近水楼台之便，却白白错过一代人的嬉笑怒骂，多少算是一种遗憾。但现在我也释然，人生如果没有遗憾，也称不上浪漫，反而有点庸俗了。
爷爷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跟他聊任何话题他都能扯到六七十年代，好像他是一个从改革开放前突然穿越到我出生以后的人，缺少一段八十年代的记忆（这不是夸张的表达，他真的记不清多少八十年代的人生经历）。我的大学辅导员曾经说我有时候有点像旧时代参加学生运动，穿个中山装去街上摇旗的大学生。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旧时代气质可能正是爷爷和他创造的脱离现实时代的封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不仅不了解南充市区，就连家乡的乡镇，我也很难说自己真的很熟悉。因为我所熟悉的那个龙门镇，其实她是城市化前的龙门镇，是一个充满了广播、黑板报、筒子楼、28大杠的龙门镇，她已经随着我的父辈们老去了。
2016年我拍摄的筒子楼，如今面街的一面也被市容整治粉刷一新，失去了以前的社会主义色调
我从何而来？是来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这个哲学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给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龙门镇也有传统的部分，就是这些石板路和平房构成的四川典型传统乡镇。但它们被包裹在外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厂房、筒子楼，以及更外围的改革开放新开发的商品房、街道里面。如同一块夹心饼干，它们构成了小镇的内核，被新时代的年轮挤压、遗忘，也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外，是我所不熟悉的另一个龙门镇。而我所熟悉的那个龙门镇又在被更外围的新龙门所挤压、遗忘，这就是历史的无限和个人的有限
我从来没有和同学、朋友在南充市区的大街上闲逛的经历。爷爷奶奶不仅没有自己的社交圈，亲人之间也甚少来往。逢年过节偶尔去市区与亲人一聚，一放下碗筷抬腿就走，唯恐多待在家长里短的是非之中，所以我也没有多少和亲人了解南充的经历。
直到2020年，我才因回老家备考研究生在南充市区住了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我真正用自己的脚步去探索南充的时间。虽也不过是在备考倦顿的间歇偶尔沿着滨江大道眺望，但总算是在记忆中留下了浮光掠影的家乡画面，那些画面不再是一个个空洞的地标，它们粘连着我的思绪和情感。
但，家乡的印象，也仅此而已矣。在我三十一年的人生长篇里，她只占有这区区一年半的篇幅。与我和峨眉的四年情愫，深圳的五年厮守，北京的一年新婚相比，她不仅算不上我的母亲，连个情人都很勉强。她更像我人生失意阶段中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过客。
一些家乡之人不解，一个人怎么能如此冷漠地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怡然自乐、自得其乐乃至乐不思蜀。但他们大概更难理解，其实南充对我才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一座城市中，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都比在南充多。大概有点“莫愁前路无知己”之感，却绝非“天下谁人不识君”，只不过是只缘此间无人识。
我是成长在脱离现实的环境的人，我也继承了爷爷奶奶身上不愿过多关注现实的秉性。这种既渴望回归现实，又本能与现实拉开距离的矛盾也赋予了我一个优点，就是我很容易沉迷于研究距离现实比较远，但是又和现实有那么一点点联系的学问。所以，我对中国的边疆史产生了很强的求知欲。我喜欢文学、哲学、宗教也是类似的心理驱使使然。但那个问题仍然长时间困扰着我：
我果真如无本之木吗？
我曾不断反问、呐喊，在求学的路上，在流浪的路上。而虚无的远方并没有来自幽冥的回应。
但天道中庸，上帝（真主）若裁剪你生命的一端，必在另一端延伸。虽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缺乏通过外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认知自己在世上方位的条件，但也造就了我敏慧于心的内在认知能力。或许正是因为爷爷奶奶给我建造的牢笼，我才不用碌碌于世俗琐碎蒙蔽心镜，很早就醉心于空明之学。在找不到回家方向的时候，内心的孤灯照亮了历史和我的过去将来，指引脚下的前行方向。这或许正是命运的另一份眷顾。
圣人云：“君子求诸己。”不我欺也。
在内心的烛照下，我不再纠结自己来自何方。就像那些远来中华的异乡粟特、阿拉伯人，所以我选择将自己研究的方向投向边疆的边缘族群，用一个粟特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名称，用异乡人的视角审视中华的意义和内涵，一如我站在他乡的土地上寻觅着故乡的根。
于我而言，所谓家乡，她并非龙门、南充、四川乃至中国或任何一个实体，她就在我的心灵里，与我的性与命紧紧相连，须臾不离。我想见到她时，擦擦心灵的镜子，镜中就照见了家乡，她清晰如画，真实不虚。镜中不仅有我自己，还有玄奘、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乃至盘龙山拱北里长眠的也门巴巴华哲·阿卜董拉希，那些远行的人一定也是如此携乡而行，游历顿亚的光景。看似孤苦漂泊，实则他们比顿亚的阿姆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生长的大地，不因物是人非而沉浮颠簸。
《河湟英雄传》里有一幕描绘华哲·阿卜董拉希、马子云、马慎一春游盘龙山时写道华哲睹物思乡：
“在我西域，每年这个时候也会郊游踏青，人们在果园树下，池边花前，宴客弹唱，叫做诺鲁孜，最是盛大欢乐。这东土的春早，尤其是这巴山蜀水，桃红柳绿的，让老夫错有梦回西域之感。”老师祖说。
“师父想必是想念家乡了吧。”马子云问道，
“人一出生就在回家，出生的地方并不是家乡，死亡的地方也不是家乡，只是人的记忆里对年轻时候的经历是最难以忘怀的，老夫到东土倏忽竟然有五十载，这一生半个旅程都在东土。这是胡大给我的定然，我是欣然接受的。如今老了，觉得离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我感觉胡大在召唤我。”
巴巴寺
2022年过年前夕，那是我即将再次离开家乡远行的最后一个除夕。我偶然发现，原来阆中的巴巴寺正是噶德林耶的一个祖庭圣地。疫情让这座华哲的圣墓阒寂无人，拍完照片，站在久照亭拱北久久不归。我漫无目的地发呆，享受着离乡前的静谧。我并没有刻意地在寻找什么，在当时，我尚不了解拱北里安葬的圣人究竟有什么故事，但现在想来，好像在那一天恰好遇到他，正是冥冥之中的一次缘分。
我曾经以为我所关注的那些边缘族群都是生活在远离我的世界的异域，但那一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竟然如此遮蔽了自己的眼睛。我自以为自己磨亮了心镜，可以照出世间种种隐藏的美丽，却不想我也不过是陶醉于自己镜中之物，而忽略了身边的景物。
事后看来，正是在那一刻，我那长期分离的心灵之乡和身体之乡恰好在久照亭的时间和空间点上交叠合一。彼时我虽未察那代表的意义，但很快，我与南充一年半的相识就告结束，听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的曲子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我确实预感到，我在南充的光阴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与家乡的距离，却在空间的远离中又不知不觉近了一步。
如果我在2022年的那个下午就了解大拱北门宦先贤的神迹和传说，如果华哲真能听到我的默念，我大概最想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到这里来传播嘎迪林耶的真理？为什么要选择在盘龙山作为自己归真的乐土？究竟只是命运的偶然还是真主的定然？因为在我眼里，我并不热爱自己的现实家乡，这片嘉陵江漫过的山水并不是智者仁人乐山乐水之处。她浑浊、随波、喧嚣、顽执，不值得我留恋。圣人若有道，何以掷于此？莫非正是为了后人“礼失而求诸野”而未雨绸缪？
久照亭
而如今，看完《河湟英雄传》，华哲·阿卜董拉希和他的弟子们的身影历历在目。以上问题，我也找到了些许答案。
去岁至今，我的妹妹们相继在老家成婚，我又几次返回南充。每一次的返乡与离乡，都是不断对过往经历的梳理，南充与我的联系在一次次的历史回溯中日渐明晰。在去年下半年，我写下了《阆中巴巴寺与嘎迪林耶》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动笔写下龙门镇之外的家乡。而这寻根的起点，似乎都是源于久照亭里的那个宁静下午。
这样的奇遇，岂不胜喜？但言之他人或不能感同身受，只能隐隐作喜。西来清音，能隐深喜。盖如是也。
以上，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与这本书和书中之人的奇妙共鸣。对书中的历史、人物，我也有许多看法和感想，如果有机会，以后再单独撰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