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读后感
在八月的前半个月看完了这本书，书中传达的历史观让我很受益。历史很重要，而在挖掘历史真相的同时，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诠释历史的后来者这三方的关系也同样重要，历史不仅仅是在挖掘，也是在回看检查。正如作者所言，“如果说我在为这部书做研究的多年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回溯过去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它恰恰是在声称要复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却做着创构性的工作。”而作者的整个创构过程，是在数量众多、其中不少还极具官方认证的难以分辨的下属群体（娼妓本人？）的声音中，堂吉诃德式地寻找本书研究对象——娼妓自身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
“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妓女是个象征符号，被反复使用。在晚清民国时期，高等妓女是士大夫群体寄托对未来时局忧思、对过去稳固生活的怀念的化身；而在战时，她们又是关联着民族危亡的符号，在外来危机面前，连妓女都为保护“贞洁”在抵抗，她们多么像被侵略的弱小国家的反抗！到了吹满改革号角的80年代，娼妓则代表道德堕落、政治腐败。
回溯20世纪的娼妓问题，有助于了解为什么会有娼妓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21世纪仍有暗娼，且一边是各种扫黄行动一边是当事人即使被短暂打断也仍继续干这行……这些都不只是简单的某一个或两个原因能解释的，也无法用一两个政策就能根绝，但历史对现时是具有重大的影响的。
娼妓问题不止是关乎道德、伦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最根本还是来源于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将任何人、物都商品化（包括性、性的载体女人），男人们的需求（掌控欲、表现欲也好，性需求也好）决定了屡禁不止的商品性交易市场，虚伪的“上层人士”或许不会强制发生性关系，更看重装点门面、给足面子的作用，而身处底层的男性更看重满足实际性需求的作用。
现有建立起的大部分关于20世纪上海娼妓的认知大都来源于男作家（很多本人就是嫖客），他们通过文字塑造了娼妓的职业生涯，树立了娼妓的形象，并借由娼妓来诉说自己的幽怨。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很多情形一样，那些文本中传达出的感情，并不一定是娼妓本人发出的声音。“史料中，所有涉及性关系的地方都是从嫖客或改革者的角度来写的。这些故事让我们从局部窥视全图，看到了那个享受妓女的服务、消费妓女的形象的社群所关心和感到愉悦的事情。”因此，从他们的诸多文本资料里会发现一些无言的空白：如何避孕、孕产过程是怎样的、如何养育子女、晚年是什么样的……哪怕是有关妓女的传记，也不是一个全面的生平记录，人物形象扁平，只是一连串的秘闻堆积，意在评定某妓女的品行，是坏女人，还是好女人。坏女人就是出生低贱，且本性淫荡，私生活混乱，最重要的是出身那般低微却实现了自身阶级的跨越（成为妓女品级中的高等妓女），结局当然是不得好死，孤独老死。好女人就是并非因出身低下或生性淫荡成为娼妓，有些还有一定才华，有情有义，结局就是嫁了个好人家。
“对于所有这些参与者言说者来说，妓女的性活动之所以重要，乃因为它是一种传递媒介。但妓女是女人这个事实却没有引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妻子只是妻子，因为狎妓的丈夫而感染上性病。虽然这两类女人感染了同一种疾病——性病，为此遭受的痛苦也类似，却很少有人把她们联系在一起，她们被强大的“圣女”和“荡妇”的声浪所淹没，被一分为二的讨论。
娼妓是人人喊打的“荡妇”，而这些男人的妻子则是“圣女”，任务只在于扮演一个附属于丈夫的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角色，她们不允许在性上主动活跃，各方面都不能过于出挑。而如果不把女人划分为“荡妇”和“圣女”两个阵营分而治之，大概就不再需要娼妓的角色了。妻子有性主动权，也有独立经济来源支撑家庭，平等追求自己的社会参与和生活愿景。如果没有维护尊卑秩序恃强凌弱的父权体系，弱势社恐的男人不必去变成酒局老手，也不再需要作为应酬，而在一众男人面前充当见证权贵风流的裁判工具的陪酒女人。可是身处其中的男人哪怕自身也受这套体系的荼毒（受上层压迫、与同侪竞争、染性病等），也依旧愿意维护这一套。甚至，“一个‘女用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中国的伦理体制是为上层人而定、为男人而定，不是为受压抑的阶级，不是为女人而定。”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时代，什么都在变，但对女性“贞洁”的看重没变，并由不变的男权社会加固。“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以最病态最愚蠢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谈性色变、对性讳莫如深，性是羞耻的，见不得人的。于是，从小到大缺乏正确的性教育，大环境下对性的缄默，便利了黑暗角落里的性犯罪，同卖淫嫖娼一样，猥亵、性侵等也是屡禁不绝。
娼妓被认为是“漂离了正当的社会位置”，因此在社会形象上是永远被钉在耻辱架上的，而嫖客却一向隐身，在这场商品性交易之外社会形象没有任何变化，照样是好员工、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卖淫者和嫖娼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是性别歧视的后果”，可为了消除卖淫嫖娼所做的并不是消除性别歧视，而是加大对卖淫者的处罚和通过再教育提高这场性交易双方的个人素质，等到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理想化地认为娼妓问题就自然而然会被解决。
问题就在那里，问题是本来就有的，就像娼妓问题在20世纪前期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战争的结束等民族危机的解除而被彻底消灭。关于新时代“死灰复燃”的多形式的娼妓问题，其从业缘由可以有多种解释：童年或青春期遭受过猥亵、性侵，于是采取了人生已经被毁的破罐破摔态度；或者是已婚妇女婚姻不幸，生育之苦、做不完的家务、家暴等，“和谁睡不是睡，还能挣钱”；还有的是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淖，加之社会大环境也鼓励发财致富；以及“性解放”观念的传播，睡觉就像喝水一样，有选择和谁发生性关系的自由，也有将身体化作商品去赚钱的自由；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许多女性是中途失业下岗，工作难找，“不卖淫并不是就没饭吃了，而是要长时间四处碰壁地寻找没出路的低薪工作”，贫富差距大，性别歧视，女性就业越发艰难。
“关注妓女——这些置身于家庭控制之外、道德放荡因而也就无法管束的女人——对公共健康和道德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娼妓常被官方或民间描述成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作案人，有时两者皆有，她们被嵌入这样二分的角色里，就像她们的品行只分好与坏一样。但在实际情况里，娼妓总是跳脱出被定义的这两个角色之外，“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她们不只是被动的，被重新纳入家庭或被再教育重新做人，她们是具有能动性的。把涉及许多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的社会处境简单化，既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也低估了各种尝试解决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或直线发展，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有无数前人正确或错误、片面且功利的尝试，以及结合了各种因素的推动。
最后，在现如今的21世纪看这样一本20世纪末写成的书，不得不感慨这一百年间娼妓问题在社会、国家与家庭各方立场下角色和观念的转变，对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的娼妓问题也会有更多指向作用。而对上世纪各种往事的重新关注，也激发个人对过去年代的回忆，一些纯粹当时经验的认知，或许会是20世纪特定的历史主线以外的许多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