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读书笔记及思考
最近读了《中国通》，做的读书笔记和一些思考，里面的内容与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对比之下，感觉有些意义，分享给大家。
1、90年代初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各级管理者制定的制度特点是：严格，却又模糊不清，从第三者（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永远搞不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用第三者的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没有规矩的社会：规矩繁多却很少执行，看重表面多过实质，定了规矩就是为了破坏，上上下下都会打虚虚实实的太极拳。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有钱，到饭馆里吃饭点不到菜，住宾馆没房，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对饭馆、宾馆里工作人员来说，来的人越少工作量越小，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和借口，阻止客人来吃饭、住宿。在商场的售货员眼里，顾客是麻烦，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所以他们对顾客爱答不理、态度极差，甚至有的敢殴打顾客。
思考：其实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下，产权没有归属的结果。
2、90年代，一个老人被人从自行车上撞得摔倒瘫在马路上，动弹不得，包里的酱菜瓶子碎了一地，周围匆匆的行人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扶他一把，都无动于衷。
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的中国就存在了，并不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人心变了，只是以前信息传播方式不发达，发生了没人知道而已。
想想现在每天社会中有很多负面信息在传播，让人感觉社会怎么这样了？
其实不是，很多事情，过去并不是没有，甚至更多、更严重，只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信息闭塞，大多数人不知道罢了。别的不说，我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就经历和亲眼所见了很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3、对于中国人有时看起来的冷漠，中国通的作者认为：在中国人看起来冷漠的外壳之外，或许是为了生存的自我保护吧。
4、官僚主义，不只是在中国有，国外一点也不比中国少。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特色，跟法治（制度）和监管有关系。
5、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物资匮乏，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但是，官员们的吃喝奢侈程度超乎想象。90年代初，长春市招待外商，各种菜品、菜名让人眼花缭乱，鹿鞭、蝎子都是家常便饭。
所以，想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人人平等、大家一起穷的人，太天真了。穷的、挨饿的可能还是你。
6、外国人喝白酒，感觉味道辛辣，味道厚重，闻起来有点像汽车的尾气混合着一丝巧克力的甜香。喝的时候，在口腔和喉咙里的灼烧，留下更多的是刺痛而不是味道。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白酒难以接受。
在我看来，中国白酒国际化，是中国强大到一定程度后文化输出的自然结果，就像富人家常用的东西，其他人也会跟风，至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好，倒不是最关键的。
所以，茅台、洋河等白酒的国际化，关键不是企业酒品质好不好、营销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够不够的问题，是欧美对中国文化是否接受到仰视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白酒国际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在酒桌上喜欢喝白酒，几瓶白酒会在餐桌上创造出融洽的氛围，让人们舌头变软，口若悬河，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敞开心扉的交流。
在中国通作者的视角，即使在中国，喝白酒时，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的咂嘴、皱眉、呲牙，一副痛苦的表情，说明白酒从口味上来说，并不那么可口。
但是，在中国，白酒是有它的特殊的饮用场景的，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一群陌生的、不苟言笑的人，打开互相之间的心里防备，敞开心扉的交流，甚至化作一团烂泥。在这点上，是红酒、黄酒不能替代的，红酒偏小资情调，黄酒是中国特色的小资情调。
7、1992年上证指数年内最高涨了将近5倍，其中5月21日上证指数一天上涨了105%，大盘指数单日翻倍。
报纸上到处是炒股发家的报道，当年8月的一天，在深交所门外出现50多万人排队购买一只新股的景象。申购表发完后，有传言说当官的把表格私自扣下，留给了自己和亲戚，引发了人群 shao 乱，他们推 fan 汽车、za 碎窗户，警察花了几个小时才把 shi 态平息下来。
8、90年代的中外合资，一般是外方投入资金，中方投入厂里的固定资产。在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外资除了投入资金，还带了他们的先进管理。
在有些合资的工厂，继续留任的中方厂长，对外方给予的20万年薪嫌高了，提出只要10万，最后外方做工作才同意拿15万，可见在当时人们习惯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个人财产意识淡薄。没有个人利益、财产观念，又何来的积极性，吃不饱饭就不足为怪了。
9、90年代的中国，中外合资的协议和合同，要送政府部门审批，不盖上“有关部门”的大红戳，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在送审批的过程中，没一个人知道到底需要那些部门盖章、审批。
盖章，几乎没有文件生效不需要它，根据中国的法律，盖章就有让文件生效的效力，不管这个盖章的人是谁、是否有权力使用它。而在西方，习惯将个人的签字视为生效的效力。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中国的盖章，是将权力与责任分离的手段，文件盖完章后生效，谁盖的章可能无法搞清楚。这种属于一种“集体无责任”制，这样的做法延续了几千年，一时半会很难更改。
西方把个人签字视为生效的方式，其底层逻辑是基于西方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既然是属于你的东西，你签字了就可以生效。反过来说，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不是属于某个人，任何一个人签字不能代表“所有者”的态度，所有者是国家或者集体，只能通过盖章来确认“某种授权或确认”。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开除一名员工（裁员）往往会造成巨大冲动。有的员工，会因为几十块钱的工资，拿着自制猎枪或者爆炸物去找厂长或者厂里管理层。而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少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当时人民法治意识淡薄、国家法治程度低？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产权意识，所有都是国家的，国家东西的也是所有人的，包括工厂、企业，既然是所有人都有份，自己的工厂开除自己，或者给自己发的钱少了，当然会造成极大的心里不平衡。
10、在90年代的中国，外资投资人收购的工厂，即使有合法的合同，中方的老厂长可以带着以前的工人占着不走，外方投资人一点办法没有。一方面是当时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但根本上是中国当时没有相应法律法规，法治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所以才有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情况。
当时的中国，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跟现在在印度、越南投资一样，经常被当地的厂长、政府坑，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处于低洼的劳动力等资源，以及可观的利润，让他们在那段期间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仍然前仆后继。
11、在中国通作者（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有一种深深的“中国情结”，它远远超过了外国人所称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公民意识和忠诚的范畴，但又包含这些思想。
绝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总会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会像他们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一样的理性，一样的按照商学院教科书行事。默克尔在卸任后有一次发言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有点太天真。
中国通作者认为，而实际上，无论中国这么发展，它将始终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永远会比其它地方更复杂、更“自我”、更“中国”、更尊重过去。
12、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700多人的使团，准备了2年，到中国谈通商事宜，当时他们船上带着医生、乐师、花匠和卫兵，以及望远镜、织布机、钟表、火器、天文仪器、军舰模型等等，准备献给中国皇帝。到达北京后，为了见皇帝时是否该在地上磕9个头双方争执不下，几个月都未能觐见乾隆。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贸易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黎明前期，海军已称霸全球。乾隆拒绝了英国在中国派驻贸易代表的请求。
思考：乾隆时期，为什么拒绝和英国通商？后世的文章都痛批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任何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站在当时的局限条件下，肯定有它的原因。
清朝当时还处在农业社会，害怕贸易、经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都是重农抑商，社会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阶层。
原因主要是贸易（经商）会让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能够不依赖土地而生存，会对农业社会的治理带来极大麻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都抑商的原因。而当时英国已处于工业革命的初期，生产率比农业社会已大幅提升，需要通过贸易、通商来销售自己生产的大量商品赚钱，对贸易、经商需求有迫切需求。
13、在中国，推进一项事情，如果走了上层关系，或者上层有人打了招呼，会一路绿灯，各种手续、流程办理起来很快。但是，对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之间的条、块之间关系要有充分理解。否则，有的事情通过上头的关系，地方政府一路绿灯，但是之前与中央部门的没有充分沟通，到了他们审批环节，往往会被“卡住”。
14、懒惰是有传染性的。如果有的人坐在一边什么都不干，同样能拿到相同的工资，又有谁会拼命的干活呢？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效率低效的原因。
因为企业产权不清晰，没有绩效考核制度，从管理层开始，对“无主”的租值，都想尽各种办法捞到自己口袋，对懒惰、投机取巧的行为，没有人有动机去管理和制约，最终造成了所有人向着懒惰、投机取巧的方向发展。
15、跟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表达自己的诉求时要尽量委婉。中国官员的对白，善于把话说得拐弯抹角，尽量避免任何直白或者听起来刺耳的词语。有时候在外人听起来，好像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16、中国的媒体，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经过审查的，以正面报道为主，是给老百姓看的。另一个是“nei参”，它反应的是一些未经过粉饰的实际情况，只有高层领导才看得到。地方官员最怕他们的名字出现在nei参的一些丑闻里。
17、像哈尔滨这样的苦寒之地，人们的性格往往刚猛异常。俄罗斯也是这样，被称作“战斗民族”。为什么？是天气寒冷，物资匮乏，让人们长期处于最低级的“武力竞争”准则中，导致的这种特点吗？这是不是俄罗斯、中国东北的市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人们习惯了武力竞争准则，对价格准则（市场经济）接受要慢、甚至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