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读后感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
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
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
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劳伦斯 里斯
这是理想国M系列的一本，可能因为去年读了梅厄夫人自传、巴黎解放和加缪创作的背景故事，让我对二战历史加深了兴趣。关于纳粹德国、维希法国、犹太人等话题频频登上我的脑热搜，所以在空闲时间读这本《奥斯维辛》似乎也没那么奇怪了。
关于奥斯维辛的纪录片有很多，我看完书到b站看了一些片段，画面太过震撼，没看下去。书籍和纪录片最大的不同是，普通人无法完整想象大屠杀的恐怖场景，文字没有镜头语言那么有冲击力，但就算这样，作为一个五岁小孩的母亲，我看到纳粹在屠杀孩子之前，把不知伤痛为何物的小孩从他们妈妈的腿上掰开的时候，还是没忍住哭了很久。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人类之耻。
这部作品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在其为BBC录制的一部纪录片的基础上写的。以受害者、纳粹和历史学的不同角度真实还原了那段历史。
它探讨了几个问题：
1.时间线。二战期间关于种族灭绝事件的缘起、发展和结果。
2.亲历者。奥斯维辛和此类集中营产生了什么样的罪恶？被迫害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群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施暴者有什么特征？这种集体行为是希特勒一个人决定的吗？
3.历史。奥斯维辛的悲剧由何而来？纳粹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幸存者过得怎么样？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吗？
徐贲教授在这本书的序言《奥斯维辛：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里，言简意赅地解答了以上问题。如果有朋友想要了解这本书的内核，又没有足够时间，读一读序言就完全够用了。
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
01.时间线：累积式激进
《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集中营的真相，这个集中营在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直到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为止，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鹤岗市的人口数量。
奥斯维辛开始并不是设计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地方，而是一个重刑犯监狱。五年的时间，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型集中营，变成一个庞大的杀人工厂，整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就是“累积式激进”：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竭力推波助澜的结果。希特勒从没有出台正式文件，在万湖会议后，他下达了“最终解决”的任务，但下层的主动性使得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式进行。
在纳粹国家里，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一开始，处死的人都是犹太成年男子，后来发展到看到所有犹太男子一律杀掉，男人死掉，家庭失去收入来源，1941年，他们开始杀掉无法“处理”的妇女和儿童。建立集中营开始是为了遣送犹太人，后来犹太人越来越多，后勤保障无以为继，他们就开始杀掉不能工作的人，先是病的成年男人，再后来是儿童、妇女。儿童排在妇女前面，因为他们“毫无用处”。
一开始的屠杀方式并不是毒杀，而是近距离射杀，这对党卫军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由此一些下层的纳粹知识分子发明了一种可以减少屠夫心理不适的新型方式：用毒气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屠杀。
这，就是种族化杀戮之恶的产生。
2.亲历者：普通人的恶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 —— 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反犹思想是刻在德国人意识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希特勒并没有创造这种思想，而是推动其演化，不断强化反犹主义的正当性，使得参与施暴的普通人根本没有自主意识，来觉察自己所作所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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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电影《朗读者》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15岁的男孩相遇，汉娜喜欢听男孩给她读书，两人相恋，很快汉娜就消失不见。多年后，结婚生子的男孩在一次法庭上见到老去的汉娜，才知道她在纳粹时期是集中营的管理员。汉娜宁愿承认自己杀害犹太人的罪恶，也不愿暴露自己不识字的事实。
电影很动人，凯特·温斯莱特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影片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评价小说原著时所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更多的人会像汉娜这样，不自觉地参与到一个罪恶当中，并且自己也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有两个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和对权威的服从实验，生动展示了一个事实：好人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个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这在托伊 · 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
恶，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都不只是撒旦的别名，或者一个神学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暴力。恐怖的是，人人都可以是恶人。
他们做了什么：
杀害110万人，其中有20万儿童。
空空的婴儿车没五个排成一排，向火车站方向而去，这些从犹太人手里掠夺来的“财产”组成的对列，步行的话，得走一个小时才能走完。
以下是亲历者的讲述：很多孩子对我朋友或者对我说：‘女士，收养我吧 …… 收养我吧。’他们想留在集中营里，哪怕这里的条件已经这么差。他们不想再去别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 3 岁半。他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不停地说：‘妈妈，我会害怕的。妈妈，我会害怕的。’他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说来也怪，他知道未来会让他更加害怕。他们都特别悲观。他们宁愿留在恐怖的集中营里。他们看事情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奥黛特看到，这些孩子仍留着“对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们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饰。“有一个戴耳环的小女孩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留着金子做的小东西吗？’”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 —— 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己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
参与杀戮的百万纳粹，都有原罪，他们都是这个庞大杀人机器的一环，汉娜，当然也是。
3.历史观：
正义的结局可能永远无法到来
这就是铭记历史的意义
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不仅如此，对纳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惩罚）对评判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灾难的参与者责任，也会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参照。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
在奥斯维辛，犹太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 —— 在 1944 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 43.8 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 30 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 69 114 ）、荷兰（ 60 085 ）、希腊（ 55 000 ）、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 46 099 ）、斯洛伐克（ 26 661 ）、比利时（ 24 906 ）、德国和奥地利（ 23 000 ）、南斯拉夫（ 10 000 ），意大利（ 7422 ）。 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 7 万名波兰政治犯、 2 万多名吉卜赛人、 1 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1945年5月，纳粹政权灭亡，苏联红军踏进了奥斯维辛，他们解放了囚犯，但对女囚来说，安全远未到达，她们还要躲避苏联人的强暴。
一些幸存者踏入了回家之路，但回去的街区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德国人或者当地邻居占了他们的房子，一些临走时委托邻居保存的财产也不被承认。除了丹麦，没有哪个国家的犹太人不是如此遭遇。
在那些杀戮中，有一个神父代替一位病人赴死，这样的人性之光，虽然很微弱，却也让人感到一丝宽慰。
里斯在书的结尾这样说：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