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读后感
这好像是一本网红书，身边不少人都读过，我终于也买了一本，发现确实通畅易读，也拓展了我的经济学认知。
01 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进程本是整体，密不可分。所谓经济，不过是研究者从这洪流中人工提炼出的部分事实。何谓经济，本身已然是种抽象，而之后大脑还需经过若干抽象，方能复刻现实。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纬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为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和理论不相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不少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市场理论持偏批评态度的，认为这种“特色”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批评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不深刻，实际上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
本书则是从“置身事内”的角度，基于历史现实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作者认为在某一阶段，这种“特色”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属于实事求是的安排，但未来这种“特色”的惯性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进的阻碍，还是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02 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绝对算得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分税制改革提高了我国中央财政集权能力，提高了我国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增加了我国在国防建设、重大科技公关方面的支出。
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就一直高于预算收入。近些年地方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5%，但收入的占比只有50-55%，入不敷出的部分要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03 地方政府的竞争体系：生产型政府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就提到一点：“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再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我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以行政区划分权责边界。这跟苏联式计划经济从上到下、以中央部位为主调动资源的方式不同。属地管理兼顾了公共服务边界问题和信息优势问题，同时也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力，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属地管理”和“地方竞争”构成了政府间竞争的基本模式。
“属地管理”有利于地区性的政策实验和创新，因为毕竟是地方性实验，成功了可以总结和推广经验，失败了也可以将代价和风险限制在当地，不至于影响大局。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让我国各地的工业资源分布比较均匀，这也为各地区展开竞争奠定了一些基础。如果本来工业资源就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那“地方竞争”就没有意义，很快就会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快速拉开各地发展的差距。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深度参与参与蛋糕的生产，属于典型的生产型政府。
04 产业政策：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特点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这在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国光伏产业初期一直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后来因为国内补贴的减少和欧洲的制裁，光伏巨头企业纷纷破产，但一鲸落而万物生，企业破产后光伏的技术还在，等之后市场条件好了，又出现一批新的光伏巨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说明之前对光伏企业的补贴并没有打水漂，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在京东方这家企业上也有很好的体现，京东方为了生产先进的显示器，需要巨大的投资且面临非常高的失败风险，只有地方政府这种聚焦长期社会收益的主体才愿意投资。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长期支持下，京东方屡败屡战后，终于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将显示器的价格压得非常低，这又引发了中国其他各种产业的大发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这次持续的投资，最终得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回报。
韩国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提高关税保护，政府集中资源投入，提倡出口，以国际市场竞争来约束本国企业，迫使其提高效率，随着工业发展逐步降低乃至取消保护，最终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到了1990年，韩国最具“比较优势”的十大类出口商品，比如轮船和电子产品，1970年时根本就不存在。可见“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可以靠人为创造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能成功，比如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周的利益集团和低消的垄断，拖累了经济发展。
在更加复杂的大国比如中国，两种状况都存在，既有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企业，也有各种骗补和寻租的低效企业，这种结构上的差异源于各国和各地政商关系的差异。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能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它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05 深化改革方向：服务型政府
我国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
在经济发展早期，有很多潜在收益很高的项目，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规范、不确定性很强，很难吸引足够的投资，正是有了政府担保，这些项目才得以进行。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粗放式投资就能带来高收益的项目减少，融资需求逐渐多元化，若此时政府仍过多干预，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难免把资金导入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过剩产能，挤占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
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另外，我国产业升级中服务业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其一，与中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的优势；其二，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
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这种组织学习模式与探索创新模式所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不一样。
问题的核心在于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式若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
06 完美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前提
本书中有句话特别经典，我觉得应该加大经济学的本科教材中：完美的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这貌似是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本书给了明确的答案，先有鸡后有蛋，先发展了经济，才可能具备建立较完善市场机制的条件，然后两者逐渐进入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经济越发展，越有条件建立更好的市场机制，更好的市场机制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里边的创新点是：建立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是需要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试图建立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不现实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议题并不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而是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它缺乏先进国家完善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本就是经济发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而很难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落后国家想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所以不能一开始就完全寄希望于完美的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比如政府干预，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
所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在没有形成完美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就完全靠市场来分配资源，效果注定是糟糕的。
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但各国由于历史、社会、政治情况不同，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与市场互动和协调的方式也都不同。本书阐述的“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和“官场+市场”的模式，就属于中国特色。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各国产品的复杂程度与本国法制和营商环境之间直接相关。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从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这不仅反映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的提升，也反映了营商环境和法制环境等软件质量的提升，而后者也代表着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