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读后感 读书笔记

读杨苏奋新书《宁静的小河》有感

2022-08-17 08:31:18  本文已影响人 



许多时候,避开不幸比获得幸福要重要得多。

——题记

漂浮于河流的记忆

——读杨苏奋新书《宁静的小河》有感

杨苏奋新书《宁静的小河》我读了两遍。第一遍通读,第二遍重点读。

如果说,个人的经历是一条河流、一本书的写作也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我阅读这本书,像是感觉同时淌过了两条河流,触摸到漂浮于小河的记忆。

01

阅读全书的字里行间,应该说,作者是用心在写的。其中记述的人物、事情以及观感、心情都是真实、真切的。也许是长期的写作训练,他的文字功力也是到位的。

杨苏奋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参加农业生产集体劳动了。但其天赋不低,八岁时听评书《说唐》,就牢牢地记住了,能够说给小伙伴和大人们听。后来,也许受到父亲、本土作家杨寄尘先生的影响,渐渐对文字有了感觉。写作、投稿,发表、出书。正因为对文字的敬畏心情,对写作的诚恳态度,所以,他的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

《宁静的小河》作为一部乡土的记述文本记述了许多细节,令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这是一本用细节组合起来的、比较完整、真实、珍贵的乡土读本。因为作者的记忆是深切的,态度是诚恳的,情感是真挚的,笔力是到位的。站在这条小河的侧畔,我看到了漂浮在河流里的、闪着磷光的记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那么,通过这些记忆,我读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贫穷。

书中写道:在我小时候,六十年代初,一个月吃不到一顿肉。那天,我迷迷糊糊看到母亲从热气腾腾的锅里,盛起一大碗红烧肉……我拿起筷子夹起肉,就往嘴里放……醒来一看,哪有肉?(《和尚圩的风》)作为一个孩子,他不知道食物的丰富、营养的充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身体的机能却产生本性的欲求,现实得不到就在梦里想念,或者一旦得到过,就念念不忘。

一餐只是撒了一把盐的鱼汤饭,其可口鲜味使他终生难忘。那是水产大队大捕捞,需要农业大队社员帮助拉网。鲜鱼被拉走了,留下几条给辛苦的社员们打打牙祭,大概算是工钱了(《鱼汤饭》)。还有塘栖花园桥下廊檐下汤包店的汤包。天不亮就划着船到塘栖卖豆芽菜,卖完了母亲就犒劳一下,吃一笼汤包。“我吃了一笼还不够,又把母亲的一笼吃了一半。我叫母亲再去买一笼,她笑着说‘我够了’。后来,我吃了一笼,再也不多吃了。母亲说,‘我再去买一笼。’我说‘我够了。’(《黄豆芽》)”

吃尚且如此,住就更加的窘迫了。“我们住的是20平米的小茅屋,原先的房子经土改后没了。(《木柁》)”1962年,作者父亲杨寄尘响应国家号召,从德清县城下放到雷甸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许是生活所迫,8岁的作者被送到老家善琏含山的小叔杨根成家。那里住房也是十分的破败逼仄,“我在含山农村的老家是个破烂的墙门,已经腐朽的墙门木框和干枯的泥墙,风一吹就 有尘泥脱落飘散开来(《小叔》)。”

作者从小叔那回到父母身边,就给生产队放羊。他放三只羊,一年可以挣2000个肥料工分。如果以4角钱为一个劳动值(10个工分),一年就有80元。因为这2000个工分,他没有再去上学,因为上学只有600个工分。在物质匮乏的时期,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必须要为养家糊口出力,否则就要面临经济困难(《童年》)。

即便如此,在作者周边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是成为“倒挂户”,也就是你挣的工分不够支付生产队分给你家的口粮食油柴草的财物。“一个冬天的夜晚,雷甸村的社员们都挤在金毛家的前屋等分红。谁知大多农民都是到挂户,那天晚上信用社主任亲自来到了我们生产队,给农民贷款,补平倒挂的一部分。(《信用社》)”读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时,信用社来了,放债给倒挂的农户,让他们补平今年的欠账。来年呢?

因为入不敷出,小叔就给诸暨老家的亲戚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接济。但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投递员阿仓是好朋友。每次阿仓来了,小叔心里就燃起一丝希望。但每次收到的总是医院的欠费账单。以致后来小叔怕阿仓来送信了。

作者所没有提及的是,当时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以后,进而实行城镇、农村“二元”户籍制度,在经济上实行 “统购统销”,亦即农民生产的产品,国家以“剪刀差(实际上的低价)”统一收购;给城镇居民的物资实行计划供给,统一销售,以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在乡镇,实施制度的机构是供销社、食品站和粮站。

在那个年月,农民们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外,繁重的体力劳动之苦更让人难以承受。捻泥搬调是最辛苦的农活之一,仅次于“倒坂田”。捻泥就是用两根绑上网兜的捻竿,像夹子一样张开网兜插向河底,把河底的淤泥夹起来,搬到船舱里。这么一捻竿的河泥大概有五六十斤重,完全靠双手从河里拎起来,甩到船舱里。“搬调”就是用农民用迁部把船舱里的河泥一迁部一迁部地舀到岸上,再舀到桑地、农田,当做肥料。捻泥和搬调是相当累人的农活。作者12岁就去“搬调”,他写道,“社员们裸露着粗糙开裂的手……干得浑身骨头都痛。”

02

还有就是赶农时。五六月份的“三抢(抢收抢种抢管)一养(养春蚕)”是我们这一带最紧最急的农忙季,从小满、芒种到端午。因为实行“三熟制”,此时春粮作物大麦油菜要抢收,早稻要抢种,田间要摸草、治虫抢管理,蚕室里要饲养春蚕,一般要在三周时间内完成。在作者的家乡雷甸,还要抢采枇杷。“鸡叫了,应该是五更了,父亲把房里的廿五支光电灯泡打亮了,睡在阁楼上的我便起床了。背上竹篰去开早工采桑叶了……吃过早饭,我和社员就下田去拔油菜。如果不赶紧拔,露水干了油菜籽就会爆出来……吃过中饭,没有午睡,我们又匆匆忙忙地去采摘枇杷……下午三点以后,我们要么去插秧种田,要么去割麦子……吃晚饭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吃好晚饭,养蚕人开始来喂蚕了……当养蚕人离开,往往是十点多了,我就爬上阁楼在竹榻上睡下……从戴星星出门劳作,到披星星收工回家,确实累了,难怪我一躺下去就睡着了。(《头蚕罢》)”

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江南农耕区农民真实的一天。但这还不是最艰苦的劳作。

到了三伏酷暑天,早稻成熟了,晚稻秧苗必须赶紧种下田。这时的农民们进入最艰难辛苦的“抢收抢种”农时。为了给农民们鼓劲,当地公社大队都会开“誓师大会”。“那时,我才10岁。我们农村小孩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个夏日的黄昏,生产队里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双抢’誓师大会。(《大爱之塔》)”我从小在与雷甸相邻的下舍公社长大。记得下舍是7月15日开的誓师大会。大会上党委书记会作报告,誓师“不种立秋田”,有关大队干部会上台表态。当然也少不了“四类分子”上台陪斗。因农时紧,农民们必须起早赶晚。三四点钟便出门,中午午休一会,三四点钟又出门,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收工。

有一次,作者终于病倒了。“11岁那年夏天,冒着40度的高温在田里割稻子,吃了中午饭,身上烫烫的,午后睡在地上的蚕匾里,一直睡到父母收工回来,身上还是烫烫的……(《感冒》)”

当读到《牛》这一篇文章时,我很吃惊。这里的“牛”是指电耕犁。当时在水乡农村推广的一种水田耕作机械。巧的是,我在读农大时的学士论文就是研究电耕犁的。那是1983年上半年,我在德清县澉山公社做电耕犁的调查研究,重点是电网分布和土壤耕作层特征。我认为在这一带是可以推广电耕犁。但作者提及的搬运之繁重,以及用电安全诸问题,当时并没有列入我的视野。我只看到电耕犁可以减轻农田的耕作负担,没想到却是加重了农民的搬运负担。可见当时我作为农科学生是多么的浅薄草率。

说起小时候农村的贫穷与辛苦,有农村文友曾对我说,当时晚上收工回家,看到你们街上人吃了晚饭在悠闲地乘凉聊天,心里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个街上人。他所说的“街上人”就是城镇居民,统销对象。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得他们之间长期不通婚。

在阅读《宁静的小河》中我发现,农民自留地的存在,使得他们在贫穷匮乏和艰辛困苦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大约在1966年,作者13虚岁。他挑了60斤重的两篰大蒜,从雷甸走到县城城关(现乾元),卖给供销社,卖完后可以吃上一碗馄饨,以犒劳自己;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还和母亲划着小船,到塘栖去卖黄豆芽。卖完了又可以吃上一笼汤包,扯上一块布料。当然作者也知道,“卖豆芽菜,在当年其实是不可以的,这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卖豆芽菜的事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03

实际上,在农村,农民还不是最底层的人。比普通农民更低更卑贱的还有一群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同样劳动、得到的分配可能会更少一些,更悲催的是还要不时遭受侮辱和损害,以致一段时间内他们和普通农民之间也不通婚。

作者的爷爷杨崇业祖籍诸暨,民国时当过乡长,家有大片良田。1949年后,当然被划为地主,被捕入狱。好在大儿子杨寄尘在湖州上过学有文化,解放军过湖州时跟随部队走了。后转业到德清当干部,但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紧张和经济困难,他及全家下放到雷甸农村。作者被送到善琏农村与小叔一起生活。艰苦度日的小叔不断写信给诸暨的亲戚,希望能够接济一下,虽然每次都石沉大海,小叔和邮递员阿仓结成了结拜兄弟。不料,阿仓如感染病毒一样,也被地主子女的身份所连累,锒铛入狱。

在这样的严酷的环境中长大的作者“看到了婶婶的舅公,因为当过保长,经常被批斗。批斗名堂很多,坐飞机、站凳子、晒太阳……他受不了人间的折磨,一天晚上,用一根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另一头系在小河边的杨树上,走向了小河深处……(《宁静》)”而作者的爷爷则在刑满后留场,在五十年代末死在农场,“小叔划着船划了80几里路,把爷爷的遗体运回了老家安葬。”

人,都是有共情的,无论你身处怎样的境遇之中。相比之下,痛苦、恐惧、忧伤更是。就在小叔杨根成在苦苦等待老家的回信与接济时,另一边的父亲杨寄尘却给老家写信,“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了,要和家里划清界线,断绝一切来往(《信》)。”的确,因为恐惧,是十分不堪的,却曾经是一个年代里人们生活状态真实的一面。这种状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煎熬和折磨是致命的。

04

尽管,杨苏奋在谈该书创作过程中言及“童年的苦难”,可本书的基调是平和的、乐观的,正如他所言:以苦为乐,充满希望。我本来以“沉淀于河床”来作为记忆的定语,读完全书,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之下,我改成了“漂浮于河流”,你稍不留意,这些记忆的细节便随波而去。

人,不是生来就受苦受难的。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苦难和伤痛,但要使之成为 “精神资源”,还需要记忆、自省、批判和忏悔。

相对于许多已无法发声的死难者,我自喻是幸存者。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幸存者留下来的,天生的存在着认知的偏差。这个偏差实际上就是与死难者的距离。缅怀纪念亡者,可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为未来“投河的婶婶的舅公(如果还有的话)”的脚在涉水之前,能有一条转身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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