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的解决办法是开源节流,历史中能臣们节流的办法基本都失败了,皇帝迫不及待的需要开源,开源的办法五花八门,包括国有企业垄断经营、金融垄断、通过土地公有制户籍制来增加征税。
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主要包括:盐、茶叶、酒等各类制品的专卖,通过剪刀差赚取高额的差价。
金融垄断主要包括:发行高价值货币,让百姓手中的钱贬值。近代西方人的纸币贬值游戏,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开始。
土地公有制户籍制主要包括:通过土地公有制使得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通过户籍制限制农民的流动,安心种地,在通过排查清楚各个地方的人口和土地,提高和稳定收税的基数,从而增加税收。
2.由于生产力提升有限,而帝国税收的增加最终由百姓来承担,当税收超过百姓能承受的临界点时,便陷入了造反、镇压、加税、造反的死循环中,造成最后帝国的覆灭。
3.当和平的年代久远,国库充实,国民和皇帝会忘记贫穷年间的伤痛,皇帝便会好大喜功,建设一些宏伟的工程,掏空国库。
当官僚机构运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官僚人数便会从建国初期暴涨到夸张的几十倍之多,庞大的官僚集团需要农民供养,造成了帝国的财政困难,减少官吏本是最好出路,却阻力巨大,无法推行,国库逐渐入不敷出。
国库充实以后,容易出现雄才大略的皇帝,力图四方征讨,扩大帝国的版图,战争耗费巨大,收益相对较小,成本高昂,为后面执政的皇帝埋下了财政空虚的隐患。
4.从财政开源的三种方式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三大基础:国有企业、公有制土地、金融垄断。并非德国的舶来品,在中国,已经在帝王手中运作了几千年。
摘抄一些原文如下: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明见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抵制,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裁减三冗的牺牲品。改革最终不了了之。当人们意识到,削减开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时,就有另一帮人开始呼吁进行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官方交子发行之初,实行了准备金制度。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这时候的交子已经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将财富吸走。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后,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消耗,仍然能够保持财政盈余。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