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读后感
“凶手千方百计找人阻止他们行凶，得到的却是所有人的漠视、旁观。”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自一真实案件。如果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桩案件的纪实报道，那么这篇报道的叙事手法和情节把控堪比最优秀的推理小说，紧紧地掌控住了观众的心跳。不同于一般故事最后才道明结局的方式，这本书在开篇便把结局摆在读者面前，以“我”回乡调查往事为出发点展开倒序，一开始就把“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这个惨剧摆上台面，让人失去所有幻想和期待。接着便是通过不断地回溯往事来丰富、构架起整个凶杀案的大环境、细节和无可避免的结局，将反向的逐步解剖与观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契合起来，对细节的还原更加强烈地引起了读者内心的震颤与共鸣。
如果用时下说法形容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可以称之为“一个处女膜引发的血案”。在新婚之夜，新郎巴亚尔多·圣罗曼发现自己的新婚妻子安赫拉·维卡里奥已非处女，一怒之下把新娘退回了娘家，新娘的两个孪生哥哥感觉整个家族受到了侮辱，逼迫自己的妹妹如实招来，安赫拉情急之中，随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一粒火种被悄悄点燃。于是，便有了小说开篇的结局。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多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
短短几个小时的事件被拉成一个惊悚而绝望的长镜头：主人公已死，接下来请你欣赏他的死亡经过。死者、犯罪动机都在靠前处揭示了，然而读者还是像读推理小说一样带着疑问看了下去。事先张扬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圣地亚哥还是死了？一幕幕向前，一步步推进，死亡离圣地亚哥越来越近。忠厚老实的兄弟俩在人来人往的酒馆磨刀，放话给经过的每一个人，放不下自尊，无法从可笑的承诺中解脱，书外的人与书中的维卡里奥兄弟一样迫切地希望有人来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但每一个接收消息的人都没有勇气出场制止。凶杀案发生后维卡里奥兄弟坚持他们保护名誉的行为是正义的，但他们在狱中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煎熬，哥哥连续十一个月没有合眼，弟弟持续腹泻。小镇上的人们也纷纷陷入不同程度上的迷惘和悲伤，受害人圣地亚哥父亲早逝，他在中学毕业后便辍学接手经营了自家的牧场，他家境宽裕，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小镇上的人都十分尊重他。没有人相信他是真正破坏新娘贞操的人，他和安赫拉·维卡里奥平素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凶杀案发生后的很多年里除了新娘的证词外甚至找不到一个证据能够说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夺走了安赫拉·维卡里奥的贞操。然而，悲剧最终在众人之手的推动下酿成了。
最终，“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
在谈到自己这部最满意的作品时，马尔克斯说：“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大小小的巧合事件。我描绘了那桩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同时我又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使那惨案得以发生。”
他真的认为一切都是巧合吗？他其实深刻地了解这些巧合无可避免，一切如蝴蝶效应一般早已注定。在《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将这种巧合勾结为命运的悲剧细节化了，不可避免的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痛苦、罪责，不再仅仅归之于性格、地位、身份等因素，它已渗透到平常的生活里，它不再昭然若揭，而是潜移默化。
因为这件事，“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受线性习惯支配的日常行为，如今却突然围绕着同一件令人忧心的事运转起来。拂晓前的鸡鸣敦促我们去梳理构成这桩荒诞事件的一连串巧合。诚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因为要说别的，就得先说清楚这个，它是绕不过去的。圣地亚哥本可避免却无可避免的死亡，引来了更多人的非正常命运，甚至死亡：仅仅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的欧尔腾西亚·巴乌特总觉得幻觉重重，最后精神出了问题，光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的未婚妻和人私奔，最后成了妓女；产婆听到凶杀消息后，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86岁的老德拉弗洛尔看到了门前圣地亚哥的惨死，受惊吓丧生......
马尔克斯通过这一桩小小的凶杀案向读者披露了一个惨白而又真实的事情：世界总是会诞生莫名其妙的小小恶意，随后幸福美满的生活被毁灭，每个人物都终结于痛苦。维卡里奥兄弟之所以把一件还未发生的杀戮大肆张扬，其实是颇具“表演”性质的，他们想让小镇居民知道的只是“不堪其辱”，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圣地亚哥的命，只是，当他们没有受到真正的、认真的阻止，那么他们的“不堪其辱”就没有表现彻底，甚至感觉再次受到了侮辱，看客的期待使他们手里的杀猪刀如同箭在弦上，这种情景对于熟悉了面对跳楼者听到“嘿，你怎么还不跳？”喊声的我们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小说中圣地亚哥家的女厨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很早就知道了圣地亚哥即将被杀的消息，但是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圣地亚哥；当维卡里奥兄弟在肉店磨刀时，二十来个屠夫曾目睹凶手扬言杀人，但在后面的时间里他们却闷声不响，是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个人会通风报信”；神父推诿搪塞牛奶店老板娘的“求救”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上帝而是政府的事”，镇长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却转身走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圣地亚哥已经被杀死了。
几乎所有的人处在集体中时，对于一条人命即将被杀这件事，都下意识的表现出了与己无关的一种姿态，但是即使在他们觉得与自己无关的同时，他们又想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欲望，所以我们在小说的最后才会看到恐怖意味不少于大屠杀的一幕：
“人们像在游行的日子里那样，来到广场站好位置...”
“所有人都明白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
当受害人惶惶然不知哪里才是归家的路，还有人热情帮忙指路。所以，圣地亚哥的死，不单单是一两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失职，是群体的看客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体无意识之下的群体中个体责任的消失与分散是酿成这一悲剧的发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欲望是加以限制的，而当人们聚集起来形成群体时，人们往往比独处时更加敢于发泄自己本能的欲望，此时的群众便变成了无意识群体，“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的社会心理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是人们对于偶发事件的集体参与，有时是对于必然性事件的集体失语，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浮躁行为、低级行为以及罪恶行为的集体冷漠和集体麻木。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小镇居民对于凶杀案这一偶发事件表现出的集体冷漠与失语便印证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场凶杀案里，人人都是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