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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读后感

2021-09-03 06:57:25  本文已影响人 

《万物》读后感
 

这本书的方法论很简单---模件化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产生中起主导作用,结论很明确:书法与文人画是模件化与个性的结合,其他艺术品是模件化的直接产物。

雷德侯教授,1942年12月7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1961 -1969年在科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等地学习东亚艺术、欧洲艺术、汉学、日本学。1969年以《清代的篆刻》论文获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随后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修学。2005年9月7日,雷德侯教授因对亚洲艺术史的贡献荣获巴尔赞奖。

      美国汉学家史蒂芬·欧文(宇文所安)在一本书的序言中磋叹:“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那些最优秀的中国同行的学问之深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但是如今看了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不得不感叹:经过持续努力,西方学者在面对某些学术专题时的材料功夫已不在中国学者之下,有时甚至令国内同行汗颜。固然,不是所有研究都需要强大的材料支撑,但是,在绝对需要严谨细致苛细周到的材料支持的场合,我们仍然经常见到轻慢材料的状况,这时,《万物》的示范作用就璨然可见了。

我们很少学者愿意像雷德侯那样亲自对古代艺术遗产做详实周密繁琐艰辛的田野调查;很少愿意俯下身子亲自量一量古代石刻的字径,摩擎一下其风化痕迹。这个问题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折射出不同的工作态度。在《万物》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作者对一个古老民族的艺术遗产的深挚感情、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尊重以及所有读者的尊重,这正是作者严谨工作态度的缘由。
      然而,《万物》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材料,而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组概念—模件、模件体系、模件化,以及从模件的角度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独到阐释。
      雷德侯开篇便说,“模件化”的解释思路得益于幼年时代玩耍中国拼图的游戏经验,但是为了《万物》的诞生,作者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先是1960年代在巴黎与叶利赛耶夫共同开展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后又于1970年代在日本参与铃木敬研究小组受到凑信行关于中国绘画研究的启发,以及与贡布里希的交谈,在深思熟虑之后,雷德侯教授才把“模件化”概念提取出来,用于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与阐释。

《万物》一书的构成方式也非常有趣,俨然成了一个模件化的实例。<导言>是全书的综述,像一个人的面容。第一章“汉字”是全书的一个基础模件,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第八章是另外一些模件,若干模件组合在一起,像一个人的身躯。全书的构成并不是层层递进格局,而是按照“第一章,第二章十第三章····一第八章”的并列平铺的格局呈现。或许作者正是在对中国艺术模件化的感悟与体察中习得了中国艺人的手法与智慧。
      万物拟就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兵马俑、漆器、瓷器、建筑、印刷和绘画的创作加工,对模件体系做一番考察。本书还将探讨所以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历史演变,以及模件体系对特定的制造者和社会整体的意义,沿着这条线索,读者们将会发现西方曾向中国学习模件化的生产知识,而最终要加以讨论的,则是艺术在中国的定义。
      当然,万物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也会遭受抨击。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来自书法。书中也有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商代的青铜器工匠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掘他们的技术潜力,为什么不始终如一的走机械复制的捷径,除审美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雷德侯用何种理论资源完全是他的自由,但是中国读者的批评也持之有故,毕竟,雷德侯的《万物》是一本解释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的书,《万物》的译本是面向中国读者的著作,自然,它必然要经受中国读者的检视,必然无法回避与中国古今艺术观念的碰撞。

《万物》这本书,采用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门类进行逐一考察,揭示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共同的创作原则,庶几达到了中国艺术中最讲究一个“通”字。我们习惯的朝代顺序、地域范围、社会背景、个人出生在这里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失落。

  循着《万物》的思路略作琢磨,也许能够发现,许多你自以为最熟悉不过的艺术品,其实你并不是很了解;囿于专业知识而回避的许多方面,其实离你并不遥远。透过《万物》看到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将多几分自然与亲切。

中国古代艺术门类的严格界限在西方学者那里并不存在,我们在强调差异的时候,他们却在寻求共性,年深日久,机缘凑合,内因受外力激发,就能打出和和融融的一片新天地来。玩理论是一种时髦,中国美术史研究中能玩理论的地方很多,也很需要玩一玩,但要想玩好,也没那么简单。

赞扬一位艺术家是为其“自然”与“天然”。或者,评论一位艺术家捕捉生活现象就像大自然所为,是中国批评家所能基于的最高赞赏。在西方的传统中,艺术家也以效法自然为第一要义,但是,他们追求目标的途径却迥然不同。对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模仿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其制作貌似自然造物的作品,他们更想尝试依照自然的法则进行创造,并最终形成了全新的形态。

看起来,西方人好奇的传统根深蒂固,热衷于指明突变与变化发生的所在。他们的意图似乎在于学会缩短创造的过程并使之更加便捷。在一书中,这种勃勃雄心可能造成一种结果,那便是习惯性地要求每一位艺术家以及每一件作品都能标新立异。创造力被狭隘地定向于革新。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家们从未失去这样的眼光:大批量的制成作品也可以证实创造力。他们相信,正如在自然界一样,万物蕴藏玄机,变化将自然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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