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读后感：一部让你读后感动得心潮澎湃的传记小说
“我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 ——茨威格
茨威格：全世界最好的传记作家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读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没有被感动得至少起一次鸡皮疙瘩，是打死也不信的。
一方面因为书里的故事太精彩，跌宕起伏，热血沸腾。
另一方面，这本书又特别好读，很多人拿到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然后被感动得心潮澎湃！
余华、高晓松、高圆圆都曾被这本书打动
高晓松说，如果只能推荐一本书，他推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余华说，仿佛遇到了“速效强心丸”，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
高圆圆说，自己本来很怕读历史，结果读完第一个章节就停不下来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波利斯( Petropolis)小镇的一所宅邸里,饮誉世界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同他的妻子双双自尽离世。留在卧
室桌子上的最后《声明》中写有这样的字句:“在我出于自己的意愿和神志清醒地告别人生之前,我要迫切履行最后一项义务:向如此美好的国家巴西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看到黎明！而我,一个过于性急的人,先走了。”茨威格的离世无疑是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悲怆抗议,因而引起人们的无限惋惜和哀痛。巴西当地民众为
他们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他们安息在彼得罗波利斯的公墓。
“三联”舒昌善的翻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
斯蒂芬·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但优越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向往。美丽的维也纳表面上的宁静也掩盖不住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人生百态,洞察社会矛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和罗曼·罗兰、维尔哈伦等进步作家一起为和平而奔波,呼喊出“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祖国奥地利被并吞。犹太人遭到血腥屠杀,他不得不远离故乡,流落异邦,一九三四
年移居英国,一九四○年取得英国国籍,一九四一年迁居巴西。
身在异乡的茨威格日夜思念被蹂躏的祖国和满目疮痍的欧洲,面对法西斯的残酷暴行,他深感自己的力量单薄。他固然相信黎明必将来临,自己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终于由悲观而绝望,走上自尽的道路。然而纵观他的一生,茨威格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弘扬人性的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作为一个翻译家和诗人开始其文学生涯。他早年翻译过被誉为“欧洲惠特曼”的比利时著名法语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 Mile verhaeren)的诗以及法国诗人保罗·魏尔兰( Paul verlaine)和夏尔·波德菜尔( Charles Baudelaire)等人的诗作。一九O一年,二十岁的茨威格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一九○六年又出版自己的诗集《早年的花环》然
而,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则是他的小说和人物特写。
茨威格不仅擅长撰写长篇的人物传记,同时还著有不少脍炙人口的短篇人物特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便是他的历史人物特写( historische Miniaturen)的结集。这些短篇人物特写和他的长篇人物传记一样,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正如茨威格在书中的《序言》中所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所以他把这十四篇作品称作历史特写,而不是历史故事( historische Erzahlungen)或者历史传奇。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此书德语原名是《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它的中译名却不尽相同：诸如《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命运的关键性时刻》、《人类命运的瞬间》等，都是常见的中译名。它们大都是从当今流行的德语词典中对Sternstunde一词的释义引申而来。如《新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对Stemsteunde的释义是①[天]恒星小时；②[雅]历史性时刻，转折时刻。
而中译名《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主要是依据茨威格本人采用Sternstunde一词的初衷，或者说根据他自己对此词的独特演绎。他在本书的《序言》里写道：Einige solcher Sternstunden-ich habe sie so genannt, weil sie leuchtend und unwandelbar, wie Sterne die Nacht der Vergänglichkeit überglänzen - versuche ich hier aus den verschiedensten Zeiten und Zonen zu erinnem。
这段话的中译文是：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把语言的优美列为文学作品的特点，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领。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读者，首先应该归功于茨威格的语言魅力。倘若说，小说尚能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么传记或历史特写更要借助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使读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说得好——“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中究竟有什么特点，能给我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终认为，这是来自我个人的一种癖好，那就是在小说、传记文学、思想论争文章中，任何拖沓、空泛、朦胧、含混，任何画蛇添足都会使我十分不快。只有每一页都保持着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能引人入胜，给人以完美的享受。”
据菲舍尔出版社统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其销售量一直居于其他作品之上。从它的第一版于1927年问世以来，已经历了风风雨雨的94年，读者仍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独具艺术魅力之外，还因为书中的各篇历史特写都短小精悍，每篇约两万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仅世界范围内每天出版的图书数以万计，而且其他各种媒体——电影、电视、网络文化进入千家万户，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茫茫人海，来去匆匆；如今的岁月，能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品读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的读者群体已日趋减少，唯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尚能受广大读者青睐。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应归功于它的思想内涵，归功于它能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鸣。尽管十四篇历史特写描述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间，人们却能从不同视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写人物传记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讴歌人性
茨威格曾说：“我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这样一些悲剧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斯科特队长、西塞罗、威尔逊，但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且听《逃向苍天》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再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那一段对斯科特队长面临死亡时的描写：
“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活着的人写了书信。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却丝毫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意……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然而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同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几个同伴的遗属。”
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刻画，如歌如泣，读后无不为之动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对抗暴力
在茨威格看来，历史、社会、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丧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总会有人以良知对抗暴力，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纵然有人在暴力面前遭到失败乃至失去生命，但他们虽死犹荣。茨威格的两部人物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和《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尤其突出和鲜明地彰显了这个主题。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 1469—1536）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神学家，因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故被人们习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生勤奋著述，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教士的伪善，反对宗教狂热，控诉教会使用暴力残酷迫害异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满人文精神，终究敌不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强权和习惯势力，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是在法国出生的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原来是加尔文的朋友，1541年随加尔文到日内瓦。是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派获得成功，日内瓦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可是加尔文掌权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以往反对宗教压迫的立场，俨如日内瓦的教皇，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各种信念，敌视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来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不但不给予救援，反而以异端罪名将其用火刑处死。此事引起卡斯特里奥的强烈愤慨，于是他用假名发表了有关文献，斥责加尔文的暴力行为。卡斯特里奥深知，自己和加尔文的对抗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将它比喻为“蚊子对抗大象”。卡斯特里奥最后面临的是一场巴塞尔法院的审判，他很可能作为异端而被判处死刑，所幸在法院开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终年48岁。人们从伊拉斯谟和卡斯特里奥的坎坷经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对抗暴力何其艰难，同时也会联想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命运、西塞罗的命运、威尔逊的命运，他们无一不是以良知对抗暴力的悲剧人物！
主旋律之三：赞美坚韧不拔
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坚韧不拔，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毫无疑问，茨威格刻画这种性格最为成功的是他的人物传记《麦哲伦》，但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描写也丝毫不逊色。且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这样一段：
“全队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冻伤……他们每天走的路愈来愈少，因为这里的雪都结成了坚硬的冰碴。他们不能再滑着雪橇前进，而必须拖着雪橇行走。坚硬的冰凌划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脚都磨破了，但他们没有屈服。”
《黄金国的发现》中的主人公苏特尔并非英雄人物，但他身上也有那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执着精神：
“其实，苏特尔自己并不想要钱……他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像一个偏狂症患者似的，怀着愤愤不平的激怒，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到参议院去申诉，到国会去申诉……从这个官署走到那个官署，从这个国会议员走到那个国会议员，一直奔波了20年……他日复一日地围绕着国会大厦踯躅，所有的官吏都嘲笑他，所有的街头少年都拿他开心……1880年7月17日下午，他终于因心脏病猝发倒在国会大厦的阶梯上，从而万事皆休……这是一个死了的乞丐，但在他的衣袋里却藏着一份申辩书，它要求按照世间的一切法律保证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产。”
坚韧不拔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创造奇迹，这是《亨德尔的复活》给予人们的启示。
“中风。右半身瘫痪。”
……
“创作是再也不可能了。”他说得很轻，“也许我们能保住他的命。但我们保不住他这个音乐家，这次中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大脑活动。”
……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有气无力地生活了四个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像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写字，不能用右手弹一下琴键。他也不能说话，由于右半身从头到脚瘫痪，嘴唇可怕地歪向一边，只能从嘴里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几个字……但是，为了活，为了自己这最最不能抑制的欲望——恢复健康的意志就敢去冒死的危险。亨德尔每天在滚烫的温泉里待上九个小时。这使医生们大为惊讶，而他的耐力却随着意志一起增加。一星期后，他已经能重新拖着自己吃力地行走。两星期后，他的右臂开始活动。意志和信心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他又一次从死神的圈套中挣脱了出来，重新获得了生命。”
主旋律之四：反思历史
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而攻占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1917年3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
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结果。
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列宁当年不乘坐封闭的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不言而喻，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的一种感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