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
一、《知行合一王阳明》这本书
《知行合一王阳明》是一本销量超过200万册的超级历史类畅销书，2014年7月出第一版，我手上这本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结构上，本书前言部分讲的是儒学从孔子开始到王阳明心学的传承脉络，主要篇幅详细介绍了王阳明生平，最后两章还探讨了心学的哲学本质和修行方法。
作者度阴山，著名历史作家，文笔相当出彩，因此这本书阅读起来可谓兴味盎然。但是本书篇幅最大的关于剿匪、平叛的部分着墨过份详尽，以至于连匪徒们的心理活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演义化的倾向明显，导致可信度存疑。另外，度阴山本人显然也是一名王阳明粉丝，因此在涉及到心学和其他哲学思想的对比评价时，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二、关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儒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学，对于人的本性的认知非常关键，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告子则说人性可善可恶，而四句教第一句直接亮出心学的观点：人的本性没有善恶之分。为什么？第二句说明白了，“意”类似于现在说的思维、情绪、价值观等。对于心学来说，善、恶是因为有了脑部活动也就是现代人说的心理学活动之后才有的。换言之，善恶是心理学层面（脑部活动）的问题，而人的本性“心之体”不在其中，因此没有善恶之分。
从前两句来看，心学对人本性的理解和传统儒学大不相同，它把“心”和“意”分开，认为善、恶都是“意”所产生的，“心”不在善恶的范畴，应该说前两句教发人深省，非常自洽，也有点佛学的味道。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是心学，那么如何“修心”就很关键了。前两句教所提到的善、恶是“意”这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后两句教关于“良知”和“格物”的定义均与善、恶密切相关，这就说明心学的“良知”与“格物”仍然停留在心理学层面。如果说前两句教接近佛学的境界，那么后两句教则回归了儒学，只是在善恶的层面对“良知”“格物”做了重新定义而已。因此它只是提出了一个心理学修炼的方法，而如何去达到人性的根本即“无善无恶”的层次，四句教是没有说清楚的。
事实上，在王阳明所推行的修行方法中，他也是按照心学的良知、格物去要求学生的。假定一个人做到了心学良知、格物所追求的境界，即“在心理学层面明辨善、恶，并且把恶去掉只留下善”的程度，但那个不在心理学层面也无关善恶的“心之体”如何去达到？心学里没有提供答案。事实上，如果人的本性真的像四句教指出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在“意”这个层面不论最后留下“善”还是“恶”对它来说并无差别，即“平等心”。从目标的层面分析，后两句是要修行者做到“善”这个层次，而前两句讲说的是本性没所谓的善恶，只是因为有了人为的判断才产生了善恶。从这点来分析，后两句和前两句不太和谐，有高开低走之嫌。
三、心学的佛学成分
纵观王阳明生平，30岁前可以看作其思想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反复在各种领域切换、尝试，但是均未成功，没有形成坚定、一致的道路，自主能力不强，喜欢向外求，容易受到现实和权威的影响。比如说军事志向被父亲打击就转回道家；接触到娄谅就转向理学；格竹子无所获又转回佛、道；遇到许璋又觉得建功立业才是正途；仕途不顺又向佛、道寻求解脱等；最后发现终不能摆脱五伦牵绊，这才坚定地告别佛、道，重新回到儒学体系中进行探索。
尽管王阳明抛弃了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但是“心即理”一横空出世，在对人性本质的认知这个层面上，却显然更接近佛教的唯心主义，到四句教提出时尤为明显。佛教认为“众生最究竟的本性是远离了善、恶、有、无、是、非等一切执著，语言无法描述，心里无法思维，超越一切的不可思议一种本性”，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释迦牟尼成佛时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王阳明说：只要良知是完完全全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佛陀说：“色即是空”，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佛陀说“众生平等”，王阳明说“万物一体”。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层面，心学和儒学高度一致，但是在“内圣”即修身、修心领域的认知和方法上，心学明显偏向佛家。因此，尽管心学另辟蹊径，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尤其以佛学的影响最为明显。
四、心学的归类
尽管心学有很多佛学成分，但是不论从世界观、价值观、修行的方法及王阳明本人的观点、人生目标来看，心学毫无疑问应该划到儒学的范畴。世界观这个层面，心学和佛教、道教的区别是入世、出世的根本差别，心学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在世俗社会里面如何与人相处及价值观的树立和建功立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更像是现在说的“社会心理学”，而佛学重点解决的不是当世的作为，而是如何超脱生死轮回，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实现生命自由，归于极乐。
在“外王”这个领域，心学和儒学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观领域的三纲五常、人伦情欲等也和传统儒学高度匹配。修行的方法上，心学也讲究静坐，但是它的静坐要达到的目标和禅坐是完全不同的，王阳明本人也批评佛学修行者是避世、禅定毫无意义，还得在静坐中去格物以致良知，还得在现实社会去履行责任、建功立业。
个人认为，学术分类的根本依据是世界观，这个根决定了心学的社会学底色，也决定了心学的儒学归宿。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心学虽然划到儒学范畴，但是它其实是个儒、佛混搭的体系。
事实上，按照冯友兰教授的分类，心学和理学一起，都算是宋代兴起的“新儒学”的分支，而新儒学本身就受到禅宗（佛、道两家哲学的本土化结合）思想的深刻影响，它们在很多方面“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基于这种批判，才有了清代回归汉代儒学经典注释的“汉学”风潮。不过汉学避开了佛学，先秦百家包括道家的影响仍是存在的。
五、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及其地位
心学和理学的区别在哪里？除了前面讲的对于人本性的理解偏向佛教，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异外，更为关键的是在“理”“知”“行”等认知或修行途径上，它跟理学有着根本不同。
理学推行的格物致知，更像是现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认知、学习、逐渐积累知识，从而逐渐靠近真理，主张先知而后行；而1508年心学一出世，就提出了“心即理”，真理就在我心中，不用向外求。因此，尽管同在儒学体系，有着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在学习/认知体系上，它和理学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唯物主义，这个差异是没办法调和的。试想一下，在一个理学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朝代，如果用心学替代理学，则不仅意味着所有教科书、科举体制、国家治理制度要改写，对通过理学科举制度产生的既有官员们来说，也是对他们认知体系的颠覆。
事实上，理学也是心学一直没有跨越的大山。尽管现在来看理学备受诟病，但是心学也一直没能在此后几百年内取代理学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到了清代，理学的地位反而较明朝更为巩固。心学影响逐步扩大后，因为思想的差异，王阳明也一直受到主流官员，包括很支持他的朝中势力的猜忌，一直被边缘化，远离中央权力圈，最后甚至想见皇帝一面都做不到。
从现在的角度看，理学的弊端主要是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没能提供皇权的制衡机制或解决把合适的人推到皇帝的宝座上的问题（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选拔以及道德、能力养成机制），导致采用理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的朝代后期均不可避免走向封闭和腐朽。
但是，反过来看，理学存在的这个问题对于心学更是无解。自孔子提出儒家学说起，到宋代朱熹发展成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历时1500余年，而从理学出现到心学出世，又历时300余年，前后经过了至少1900年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治理上，理学的相对心学的优势是它更为系统，对于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行为、意识都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并且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这些在心学看来没什么价值的条条框框，恰好是统治阶级在选择意识形态时所看重的。换言之，理学在提供“社会心理学”的同时还提供了“公司法”和“组织行为学”。客观的说，理学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权力顶层的治理方案的话，其实不失为一套从文化到机制都较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系统。
试想一下，如果心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素质较低、没有足够教育资源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发挥个性、随心所欲时干出来的事是没法想象和控制的。因此，总的来看，心学更适合定位在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提升自我的一门学术或者思想/哲学体系，而不能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
六、王阳明和心学的评价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圣人三大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王阳明创立心学的学派算是立德；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还多次剿匪安民，算是立功；他的《传习录》、《大学问》等作品，算是立言。所以王士祯（清代）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按照这种说法，王阳明的高度被推到了中国的“两个半圣人”之列，能和他并列的只有孔子，而“半个圣人”是曾国藩。从王阳明一生的作为来看，我相信他所遵行的是上述圣人的标准，因为他从小就立志成为“圣人”，这个志向成了他一生行为的目标和源动力，这个圣人标准也进一步验证了心学的儒学之根。
当然，以上“圣人”标准也只是一种说法。其他关于“圣人”说法还有“道德水平圆融无缺”“修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等。如果让我来评圣人标准，那么我会更看重其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力。以下仅就个人认识，简要谈谈王阳明和心学的局限性。
1、王阳明的功绩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结合大的社会背景。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成祖朱棣的后代，而朱棣本身是个纂权夺位的皇子。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去游说宁王时，双方发生辩论，冀词穷大吼道：“为臣的就不能有谋反之举！”朱宸濠反驳说：“成祖皇帝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你们现在这群抱着儒书歌功颂德的那个皇帝的祖宗就是个谋反之臣！”除了皇位的合法性问题外，朱厚照本人也是个昏君。他在位时期不理朝政、荒淫无道、腐败横行、宦官当政，国家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这才导致宗室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先后起兵夺位（造反有理）。这段辩论直指明代儒生标榜道德仁义，但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固步自封、明哲保身、缺乏革命精神的缺点。
至于王家，一直都有受到明朝的不公正待遇。王家的祖先王纲因平叛而死，但是政府没有半分抚恤金，其子王彦达因此立下家法：“凡我王家子孙绝不许做明帝国的官。”王彦达的儿子王以准，为了逃避官府的邀请，宁可把自己的腿摔断也不当官。王以准的儿子王世杰，去科举考场发现要被搜身，愤而罢考。这种情况直到王世杰的儿子王天叙，也就是王阳明的爷爷才有所改观，他思想开放，要求儿子王华做一个道德完人，必须走科考的道路为仕，这才令王家诞生了一个状元，王华后来也受王阳明牵连被贬到南京。也就是说，从王彦达的父亲到王阳明本人的7代人，没少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
在朝纲黑暗的统治时期，哪怕九死一生，受尽不公平待遇，也看到了民间的疾苦的根源，但是王阳明却从未萌发过革命/解放的念头。当时社会矛盾的根源其实是君王不作为、吏治腐败，因此表面上说王阳明除暴安良，镇压叛乱，造福一方百姓，但从更高层次来看，他就是这个腐败王朝的有力维系者，没有解救到更多的百姓（三百多年后，洪秀全仅凭借舶来的粗浅基督教义编写《原道醒世训》，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并险些成功）。
综上，从王阳明在大是大非上的选择和作为来看，我并不完全赞同，他完全有革命的理由。孔子说：“邦无道，天下共伐”，“君无道,伐之”，“圣王攻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董仲舒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可见，同为儒家的先圣们并不是一味强调服从，没有革命精神的。
当然，平心而论，作为新儒学的一代宗师、政府体制内高官、状元的儿子，如果革了命、造了反，他固然很难过自己那关，追随者们估计也得三观炸裂，毕竟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
2、关于心学世界观的疑问
心学是非常简洁明快的哲学和修行法门，但是在世界观的层面有过于唯心之嫌，比如说“心外无物”。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在这个案例上，心学确实像冯友兰说的“比佛家还要佛家”了。佛家说”色即是空”，眼前的花会寂灭会变化，每时每刻不同，但是此刻它确实有那么个东西在那里的，不论你看与不看，心中有没有那朵花。如果有若干个人同时看向那朵花，则那朵花会一并出现在他们心里，而在不同角度观察的人心里花会出现不同的形状。离开了现场还能想起那朵花，并不是说明花真的就在你心里，只是一个“可见不可对”的“色”而已，而在现场的时候则是“可见可对”状态。
另外，如果真的是“心外无物”，那么对于心的本体来说，它应该是无往不利、心想事成，不受外界影响的。事实上在王阳明晚年，仍有很多无法控制的人和事影响到他，违逆他的想法。所以在世界观上，我更倾向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在心的层面上和大的宇宙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