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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手法
作者在文中写道“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灵创伤。”他特意强调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叙述这部“纪事体小说”。但我们理解的《鼠疫》通常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为什么要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去记述呢?而后,作者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安排的理由——“探索真理原本的面目,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不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的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同时又令我们费解,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里厄大夫,还有像塔鲁这样的志愿者,抗击鼠疫,坚持数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生命之虞,他们怎么就不能被歌颂为英雄呢?正如作者所言,“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我们都是普通人,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说到底,占主要地位的,就是所有普通人物,而《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而所谓的“真理原本的面目”,作者也提到过,“必须以这种或那样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作者正是以“历史学家的笔法”去“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去伪存真,去其神性,去其偶像色彩,保留本真。怀着真情实感,既不恶意的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让人如品茗一般,沉醉其中,既不张烈,也不澎湃,仿佛茗茶入口,细品方可得一番滋味,越品越经典,越品越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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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象征意义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实际上,象征若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将会褪色。而作者有意模糊了象征明确所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其象征意义,也随时间和纷扰的世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塔鲁曾断言:“鼠疫,每个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同样,在《鼠疫》结尾部分,那位哮喘老人总结式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鼠疫”或许是灾难、死亡、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总之,它是生活必经的磨难,正因如此,我们总能在《鼠疫》中找到感同身受的共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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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我们说“鼠疫”是挫折的一种象征,但我们单从故事来看,“鼠疫”就是一场使人家破人亡,闻风丧胆的瘟疫。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联想到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具有传染性与扩散性,都是从一点继而扩散到整座城,使得全城进入隔离状态,减少接触,佩戴口罩……当然,能引起我们共鸣的,还有疫情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表现。有一心想要离开封闭小城与家人团聚的外地者;有想要逃离危险投奔远方的城中人;有物资紧缺而哄抬物价,进行走私的奸商;更多的人居家隔离,思考人生……当然,还有一批批志愿者,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与专业医生一起,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也是这样吗?或许有人仍不顾禁令,跨越防控红线;或许有人借疫情而大发国难财……但我们庆幸,我们有更多的像塔鲁一样的志愿者,像里厄大夫一样敬业而伟大的医生。“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寥寥数字,展现了支援一线志愿者们的决心。疫情面前,没有个人,为了让更多人免受痛苦与磨难,他们选择的,便只有斗争!在《鼠疫》这本书中,你能获得同样的感动。
这本书结尾处写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也许会等到那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它们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中去死,给人们带去灾难和教训”,时刻保持警惕,尽全力做好预防和准备,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
最后,想把鼠疫封页所引用的英国诗人邓恩的诗句分享给大家:“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