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与媒体的一点杂感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的四十七课》读后感
张锐
读这本书的时候，只觉得字字珠玑，回过头来打算写点什么却无话可说，因为我站不到更高的地方去在整体上俯瞰这本书，只能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寻找到赞叹和共鸣。
比如：余秋雨说，“可疑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虽然我不了解官场，可我就在民间啊，结合自己看到的感知到的，不能再同意余秋雨先生的概括了。从社会到学校，就说学生写作文吧，他们立论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种表述，“只有***，才能成功。”或者“只有****，才能登上成功的彼岸。”似乎在他们的眼里，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只有“成功”二字。可是我们的课本里有《鸿门宴》，有《垓下之围》，我们都知道在争夺天下这件事的结果上，项羽失败了，可是这没有妨碍我们从人格上更欣赏他，在感情上更亲近他，我们也会称他为英雄。我们的教科书里也有《老人与海》，学生们都知道桑地亚哥在和鲨鱼搏斗了三天两夜之后带着一具大马林鱼的鱼骨回去了，也知道那句“可人生下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可是为什么孩子们还是执着的信仰“成功”呢，是不是他们的父母、朋友，包括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都在教他们这个标准呢？
看到余秋雨先生的解释，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将一种学问抬升到“国学”的高度上去，这种学问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大概天然的对过于宏大的概念有一种隔膜，同时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看到自己本来熟悉的唐诗宋词，诸子百家被冠以“国学”的名号，就觉得它们顿时失去了平易近人的特质，变得高高在上，也面目可憎了起来。最可怕的是《三字经》这样的蒙学读物，也被称为“国学”，岂不贻笑大方。这些是当今中国的文化伪坐标，同样存在问题的，还有当今的文化传播方式。
余秋雨在台大的闪问中回答“祸害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的问题时说:“多数传媒既仗势又媚俗，祸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质。”关于媒体的仗势，身为一个东北人有话要说。在2000年左右，媒体流行的是“黑河南”，河南人的形象立刻差的出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股风慢慢的转为“黑东北”，并且时至今日，仍在蔓延。如果你是个细致一点的读者的话，不难发现，社会新闻里，如果是其他地区的丑闻事件，那么题目可能是“一女子****”，而如果在黑吉辽，那么题目里一定会出现具体的籍贯。我不否认东北整体的社会运行效率落后于南方，也希望媒体的监督对此起到促进的作用，可是一些无良媒体一边倒的报导，带偏的是全国人认识东北人的节奏。
还有，关于选择什么样的节目来给大众普及文化，媒体的趋利与媚俗真是展露无遗，或者说，有的节目就是媒体与学者合谋进行的对文化的歪曲。观众抱着对媒体的信任。期待其能带来文化的盛宴，结果却是文化的快餐。余秋雨说到“戏谑文本”的问题时指出“揣测内心，虚构细节，编造情景”，“诲导处世谋术”，这些让我想到前些年大火的“于丹《庄子》心得”那档节目，我看了几期之后不禁怀疑，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都能看出问题的讲法，节目编辑们看不出来吗？于丹本来是北师大影视学院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解读老庄和《论语》的古典文学大家，她讲《庄子》本是宣扬出世的精神，自己却做着最入世的事业，不免有一种讽刺效果；就内容而言，更是将文化经典鸡汤化、娱乐化，取悦甚至是愚弄大众。学者周孝正这样评价于丹：“很多人不是研究《论语》的专家，你讲《论语》一分钟一个漏洞，对年轻人负责吗？”可是，观众喜欢！关于这一点，余秋雨也说了，“读者和观众已经拒绝提升，沦陷于低层次的狂欢。”不过，听说于丹在北大演讲时被轰下台，北大学子究竟是火眼金睛，敢为天下先，这也说明，虚假的文化泡沫终将被时间挤破。
在余秋雨《自序》中看到原来大家都比较喜欢“闪问”的部分，原因大概就是这部分以极精炼的语言，对当下的文化与传播问题，进行了精辟而富有思想高度的解答。在本书中，北大学子的博学、锐利、机敏真是令人羡慕，余秋雨先生的语言也可圈可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具有“宏观潜伏于微观，抽象潜伏于具体，理性潜伏于感性”的优点，又善于比喻、双关的修辞，读来令人齿靥生香。其实就这本书的语言，倒是可以另写一篇读后感，在此由于字数的关系，就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