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所表现的全部情况，然后彼此加以比较。分析国家的文明状况也应如此，具体来说，就是要考察时势，也就是人民的智德。他以结婚人数为例，男婚女嫁虽是人之大伦，但是对结婚人数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米价，而不是父母之命、神灵之意等。所以必须寻求事物的远因，即根本原因。分析历史也应如此。
中国周朝末年，孔孟主张以道德来教化天下，他们没能顺应时势，所以不能成功。日本足利尊氏的兴起，不是天皇的恩赐，而是他的力量、地位所致。美国的独立不是华盛顿的功劳，普鲁士在普法战争的胜利也不是俾斯麦的能力所能左右的。同样，近世中国和英国交战屡战屡败，原因不在于武器落后、将帅无能，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构成了群众的舆论，形成了全国的风气，这就是人民的智德，就是时势。福泽谕吉认为舆论的强弱不是取决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智德的力量，虽不能度量衡来衡量，但总是高胜低，强胜弱。日本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人们的智慧长期受到压制难以发挥。德川幕府末期，政府懦弱无能，有识之士借诗歌文章表达愤懑。自佩里来日，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后，听到他们的言论，看到外国书籍，见识增广，人民的智慧得到增加，逐渐形成了改革的舆论。虽然有识之士人数极少，但他们富有才智，他们的学说征服了大多数的愚昧平民，这样就引导了社会风气，改变了时势。
福泽谕吉还区别了智和德两者涵义的不同。他把智分为私智和公智，把德分为私德和公德，。四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公智，也叫大智。私智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的探索事物的道理上，如下棋、打牌、耍球等技艺。虽然有些用处，但不能贡献社会，只称得上机灵的小智。私德亦如此。私德教人以廉耻、公平、正直、勇敢，教人待人接物，可以把人培养成君子。但私德只限于个人，它不与外物接触，有德的君子独坐家中，是不能影响社会风气的。这种私德的功用毕竟是狭窄的、有限的。公智与公德则不同。瓦特发明蒸汽机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人类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二人的私智有限，但其智慧却发挥了最大作用。陶玛斯·克拉逊废除了贩卖奴隶的法律，约翰·华德消除了监狱的黑暗，两人化私德为公德，实在功德无量。至于智和德哪个更重要，福泽谕吉认为智慧的作用更大。智慧通过学习而获得，且能终身掌握。
智慧是可以用耳目测验的，不可能伪装而欺骗世人。而道德则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强调内心修养。这种修养主要由智慧获得，人心的去恶向善，都是由智慧引导的。至于私德向公德的转变，更离不开智慧。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采用合理的方法，才能以一己之力创造巨大的社会功效。文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智慧。唯有公智，才能左右舆论，唯有公智，才能化私德为公德，才能引导社会风气，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