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读后感
在一个下午读完了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它算是一个中篇，故事线不复杂。总的来说就是，“主角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在初期的种种困难后最后成功”这种十分经典的故事，但是作家赋予这个主干丰富的枝条，或者说，因为历史小说的特性，是“历史性”这个枝条首先抽打出作家的灵感，然后有了这个主干，再长出其他的装饰来。
我在尽力不剧透的情况下（因为本来就不长还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新鲜感）还是来概括一下情节：主角李善德被做局受唐玄宗命令运送岭南的鲜荔枝到长安，这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多次试验后计算出了最长的保鲜办法，如此，再加上朝廷力量，终于得以在杨贵妃生日当天把鲜荔枝送到长安。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又失去友谊，承诺又背叛他人，走火入魔而一无所得。
“既是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说不定还能搏出一点微茫希望。”
历史小说必然有它的历史性和现代性、现实性和虚构性。
作家自己说，这个故事是在读史料时所生发出的想象，行文中的官制、地名、年份这些细节很快地让我进入到历史环境中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于时间的设置：天宝十三载（754）。这我就能敏感地、后验地知道这个故事最后很可能会涉及到那场浩劫。这样，我就已经知道大的时代背景之结局是什么，在读这些情节时我就无法避免“事后诸葛亮”式的观察：**的，国家怎么烂成了这个样子！（我说的是天宝年的唐朝。）这是它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是需要接受过历史教育才能领会的。现代性和虚构性则是说，作家大胆地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书写出许多现代人的问题：房贷压力、职场勾心斗角、官僚主义、城乡矛盾等，这是能让读者感到共鸣的点，我们就会觉到自己同古人之间的联系不局限于见过同一轮明月，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是共通的。为了达成这种跨越时空的书写，作家需要对史料进行选取、剪裁和大量创造：中国正史中的“上位性”十分明显，小人物留下只言片语都十分困难，而当代历史学和历史小说都主张重新挖掘社会面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抹去“大人物”们的戏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镜头聚焦点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个年代除了有帝妃这么一对伉俪，还有李善德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李善德相对于普通百姓也不是普通人，但是在历史书写中他就是被埋藏了的普通人）。
我在读小说的那个下午正好是在等校学生会的换届面试。我在楼下读，那边厢在面试。我的以上想法和我对于这一年在学生会工作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在流汗时，谁在聚光灯之下？为什么奉献的人就一定要默默无闻，身居高位之人便可以接受万众追捧？我并没有踏入社会，我所有的只是一个学年内我在校学生会、校团委、系学生会和各个社团的工作经历。有的工作是我喜爱的，有的工作是喜爱我的，有的工作是我不喜爱的。还有一些想法就不写出来了，最后我在把笔试、面试流程全部走完之后跟学姐说：我见到太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这让我感到痛苦。我不想干了。
最近这部小说也拍成了影视剧，笔者在这里不谈论电视剧——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教导说，如果一个文艺作品是先有文字再有影视，一定要先去看文字，否则脑子里的形象就会先入为主地变成导演的想象而不是自己的想象，我深以为然，虽然有的时候也会破戒（这个过段时间会再提到，敬请期待）。还是推荐大家先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