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古来欢愉之言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巧,不知此是为何。予以为,欢愉之情使人由静转动,是以远人心与思辨;愁苦之情使人由动转静,是以沉思成为可能。
王国维又以“生香真色”题为古来文学之神髓。这“生香真色”通俗的讲来,当即是所谓的“真思想、真感情”。人是通过行动来创造自我,语言文字也是一种行动。但是,语言文字本身却不能称其为行动,其中必须注入人的真思想,真感情。真正的思想与真正的感情总是表里一体的。思想缺少了感情,不过成了一些文字语音符号的堆砌;感情缺少了思想,便流落成了无病呻吟。王国维此论,确为正论。
王国维将诗词的境界分为“隔”与“不隔”,贬前者而扬后者。然而近代诗作中多使用意象借代,抽象诗派亦成为近代诗中不可或缺之一大类。虽然过多的修饰有落入肤浅艳俗、空洞无物的危险,然而却不可否定人工雕琢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无论“隔”与“不隔”,终究亦不过是诗作形式的一种,本身并无决定性的区别,说到底全在于作者才情的高低与语词驾驭能力的深浅。注释说“名家妙手,于隔处可添情趣,虽为人工,却也堪玩味”。说的正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国维的美学观念更接近于日本“私小说”式的“实感信仰”,重视创作者本人的体悟和感性直观,轻视现代小说所要求的情节构成力、抽象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辨能力。虽然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接受西方哲学较早的人,但对他影响最深的叔本华哲学,由于其本身已经大量吸纳了佛教理念,所以表现出的反而是一种非西方式的反理性思维。王国维将自己美学的核心定义为“境界”,注释将其“境界说”的根源追溯到禅宗的“顿悟“与庄子“得意忘言”上,恐怕正符合了冯友兰先生对于“格义”的解释。
然而,王国维又没有完全否定虚构的力量,王说,“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他将“写实”与“理想”相融合,用“境界”二字予以统括的方法,却要胜过同时代日本“私小说”理念许多。王国维常称自己只争“第一义”,其创作的诗作虽然看不出有何独特之处,其美学理念倒是的确有“踏袭传统,凸显近代”的意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像此等词句,语言虽无高妙之处,却也能打动人心。论文学,真感情确为第一要紧之事。斯拉夫人所倡导的形式主义,终究是矫枉过正。
王国维强将文学家之眼分为“诗人之眼”与“政治家之眼”。谓“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又谓“感事、怀古等作当为词家所禁”。其所言是要否定文学作品中“讽时事、涉政治、劝君王”的一面。王国维之言于艺术家可行,于知识分子却未必可行。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如何调和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始终是一个难题。作为艺术家的文学者,当以表现自我真性情真生活为艺术的第一要义;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者,却不能不为“天地立心”,不能不为“万民请命”。前者虽然有独善其身的卑劣,却也有价值无涉的高洁。反之,后者固然大公无私,但也不得不承认,带了许多功利主义的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