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出延津记》,讲了杨百顺坎坷的大半生,最后为了找寻能够和他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而出走延津。下半部分是《回延津记》,讲了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为了寻找能把话说到一块的人而走向延津。
故事发生在山河四省,读起来很有亲切感代入感,刘震云笔下的人,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跟着他的语言或哭或笑或逗。
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富贵贫贱如流水,富贵未必不烦恼,贫贱未必不是好夫妻。只要心气顺,吃口窝头也安然。我儿不懂这个道理,嫁谁一辈子都不痛快;懂了这个理儿,一辈子少生多少闷气。秦曼卿叹一口气,便知生活和明清小说里不是一回事。但事到如今,主意全是自己拿的,想回头也已经晚了,在乐器的吹打中,不禁流下泪来。不是伤悲嫁错了人家,而是伤悲不该读书。
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但有活儿干就不能叫累,没活儿干等活儿的时候,才叫累呢。心累还是身累?
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
孩子,头一回我不以主的名义,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如果不愿意,你早不说这事了;恰恰是找我商量,证明你心里愿意。
两人又感慨一番。说完这些同学老师,李克智点着牛爱国:“能看出来,你有心事。”牛爱国:“此话怎讲?”李克智:“看你眉心那条沟,一想事有多深。”
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一人一肚子心事,曹青娥有事也就不说了。儿女在世上都不如意,让曹青娥有话无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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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中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语言。这部稍嫌琐碎的小说,用不断出场的人物来说明,在中国,语言是一个人气脉里最厚重的东西。语言这个东西的顺畅流淌很玄妙,不能靠血缘,不能靠爱情,不能靠道德,不能靠等级划分,甚至连机缘也靠不上。所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被语言削薄了身子,变成一个孤独的手掌,尽其一生都在寻找能够覆盖自己手掌上孤独纹路的另一只手掌。《一句顶一万句》试图从以杨百顺为首的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中去寻找破解孤独的钥匙,而一个又一个不断出场的人物故事只是把这个寻找钥匙的机会围成了一个圆圈,真正的钥匙在圆圈中间。——马云鹤
在我们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找到那个说得着的人,灵魂便得以慰藉;找不到孤独就如影随形好的作品教人成长,故事中一出一回,跌宕百年。写尽了世间的热闹喧器,内心的孤独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