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
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
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他——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