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的女儿》读后感
今年是疫情大流行结束后的第一年，不可避免的要直面扑面而来的海量工作，以至于对文字的沉淀变得奢侈，竟然自己都变得更加健忘，假装忘记了自己原本是会写点什么的。
不过大量工作的另一面也带来了一个副产物，因为经常需要出差，反倒是额外多了旅途中可以看书的大块时间，所以今年新增了一个有点考验的爱好，那就是去图书馆借书。之所以考验，就是因为借书都有最长时限，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借来的书还没看完，忽而发觉截止日期就在眼前，于是不得已开始“发奋读书”起来，好处是能逼自己多读几本书。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体验。
这次借的两本，依旧是我最爱的自然主题，其中一本更为特别一些。我通常爱读的都是自然理论或者探索一类的书籍，对于偏文学的作品甚少接触，而这次在图书馆里，被一本书的漂亮封面所吸引，叫做《花神的女儿》，偏偏就是讲植物文化与女性之间的内容，可谓是一本有点“意识形态”类的书了。虽不太擅长这类文体的阅读，但为了这好看的封面，我决定挑战下自己。
翻开这本书之后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更多像是一部欧洲18世纪至19世纪的植物学发展史，当然穿插这段历史的主线人物，都是同时期在植物学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女性。
虽然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女性的地位一直让位于男性统治之下，并且在作者的描述中是一直备受压制的状态，但我作为一个东方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女性来看，却看到女性尤为特殊的自由意志和不小的“权力”。因为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狩猎、劳作等推崇男性力量的漫长人类演化进程，导致了大多数地球上的国家都是以男权为主要统治地位，但是从作者的很多细节描写中我却看到这一时期的欧洲女性早已有了很多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从事一定工作的权力，这已经尤为难得了。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这一时期的女性除非家庭条件特别优渥，文化氛围还要好的情况下，才有能力真正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只有教育的得当，才更有可能引发女子的独立思考。否则在整个华夏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风气之下，女人们只能被各种道德观念束缚手脚，即便“有才”也只能“藏起来”。
所以从书中这段时期女性对植物学的疯狂热爱和付诸实践的工作就能看出，为什么现代的很多更先进的思想，科学研究的发展往往都萌芽自欧洲，我想与他们不断碰撞和反思的平权思潮多少有些关联吧。
本来18世纪正好处于欧洲各国盛行大航海的时代，各个国家都派出相当多的远航探险船舰，进行新殖民地的开发，而每到一处新发现的大陆或岛屿时，人们首先最感兴趣的便是收集整理当地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作为“战利品”之一带回欧洲。所以那时的欧洲无论男女大概都对新世界的新奇植物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当时的贵族，几乎人人都在自己的花园种植植物，甚至拥有自己的小型植物园。
而正处这个时期的1753年，林奈发布了他的《植物种志》，确立了植物双命名法，并以植物生殖器官为主要特征对已有的植物进行了重新的归类和命名，彻底结束了原本植物冗长而又难记的命名方式。这种简洁易懂的分类法和命名，更加为植物学在当时欧洲的盛行添砖加瓦。
由于女性灵巧纤细的双手更加适合侍弄植物种植和园艺方面的工作，所以植物学一度成为当时欧洲女性当中最为流行的爱好。而女性作为家庭主妇，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便是儿童的家庭教育者。于是乎当时盛行一种“卢梭”式的植物入门书籍，文体大多以对话形式开展，场景通常设置在自家的花园里，餐桌旁等家庭环境中，为许多家庭主妇提供了极佳的使用教材，并且更进一步的提升了植物学的流行性。
由于当时的严肃科学界都以男性为主体，并且对女性有着极为明显的排斥，所以当时的许多优秀女性，即便在植物分类学或植物生理学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且也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实验手段（如显微镜等）进行了非常严谨的实验科学，但仍然难以在男权化的科研界占据地位。以至于大多数有志于投身植物学相关工作的女性，都以写对话形式的植物学入门书籍为主要工作。
就比如流行了几个世纪的彼得兔的作者毕翠克丝·波特女士，是一位地衣与真菌学的专家，她画了无数真菌的科学绘画，并且是提出地衣是藻类与真菌的共生的先驱之一，但她想要在科研学会中发表科研文章，还要以她叔叔亨利罗斯可爵士的名义，才得以在林奈学会中发表。
类似毕翠克丝的女植物学家还有阿格尼丝·伊比森，她在植物生理学方面做了许多详尽而严谨的研究，并且也有不少发现，在各类科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足以称得上优秀的植物学家的伊比森，面对科研领域强劲的男权主义，依旧表现得格外卑微，甚至在她的论文集中的一封“致公众的信”里，写出了这样一句颇为忧伤的话：“一位女性向公众呈现一部科学著作无疑是骇人听闻的……”。在她的整个生命中，尽管一直在努力地工作，想要谋求植物学研究共同体的接纳，但却始终无法如愿。
诸如此类的女性故事还有很多，虽然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有着诸多无奈，但大多数从事植物学工作的女性都始终如一的坚持着自己的这项爱好。并且最让我感到钦佩的是，这些女性不仅仅只是嘴上说着热爱，而是真的会付诸实践的去学习植物学新知识、画植物的水彩画，甚至着手写植物学入门的书籍，为整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科学普及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上周和朋友在南京参观的植物绘画的油画展里，我还开玩笑的跟朋友说起我早就发现的“规律”，在花卉的画作中，凡是欧洲的画家大多能把植物的名字多少列在画的命名中，而中国的画家，即便是现代的画家，也极少会把植物名写出来，大多以意境为题。这多少也从侧面反映出，中世纪的欧洲，植物学真的是一项全民爱好，以至于许多家庭主妇都能对植物的学名信手拈来。而女性植物学家在这场植物学大流行中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植物学教育到科普书籍的撰写，都有她们呕心沥血的非凡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