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文城》,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乡绅阶层的作用:发生饥荒时,收容田氏父子六人的,是作为地主乡绅的林祥福他爹;发生风灾雪灾后,在地方组织赈灾的,是作为商会会长乡绅的顾益民;北洋败兵过境时,顾益民、林祥福等筹款筹粮,“礼送出境”,确保溪镇没有被抢掠一空;土匪危害地方时,顾益民积极组织民团,保境安民,基本上确保了溪镇的稳定……可以说,乡绅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确实是费心费力。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地方上也获得了崇高声誉。其言行品德,也得到了众人认可。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在小说《文城》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清末民初,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乡绅阶层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冲击。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原本的老式教育渠道,正式作古。然而,新式教育又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乡绅们的下一代,遭遇了非常尴尬的“青黄不接”,其受教育质量大幅跳水,于是便出现了大批量的“顽劣之徒”。小说中,顾家的四个儿子,便是集中代表。先是顾同年变成了“混世小魔王”,接着又带坏了三个弟弟。可以说,这四个儿子,已经变成了不肖子孙,也完全辱没了顾家门庭。即便不遭遇其他变故,顾家的衰败,也会因为这四个儿子的不成器,而变得不可避免。
如果说教育方面的变化冲击,还只是一条支线,那政治方面的冲击,就是《文城》中的主线了。
原先,传统社会因为有“皇权—乡绅—民众”这样的三角关系,基层秩序是比较稳定的。然而,随着清政府的崩溃,皇权没了,在小说《文城》中,我们看到偌大的溪镇,一个有数千人生活的水上枢纽,居然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不管是遇到风灾、冰灾还是匪患,完全靠乡绅顾益民等维持。这便是皇权消失后新的政权又没建立带来的治理真空状况。这种治理真空状况,相比原先的传统三角缺了一角,变得极不稳定。于是,以军阀、土匪为代表的各方势力粉墨登场,开始介入地方,试图重构新的秩序,弥补缺失的一角,由此跟乡绅阶层产生了直接接触和冲突。
一开始,乡绅阶层是抱着“合作”的态度,试图以一定的代价,维持地方的稳定。在他们看来,给军阀交军费、给土匪交绑费其实跟给皇帝纳粮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维持地方秩序的成本。所以在小说中,顾益民愿意花钱招待北洋败兵,客客气气“礼送”出境;同时,对于土匪的“绑票”,顾益民、林祥福都愿意破财消灾,用钱赎人。随着匪患日益加剧,顾益民组织起了民团,但民团也只是用来守卫溪镇,并没有主动进攻土匪。然而,随着土匪进攻溪镇,试图夺取这个地方,这一切都变了。
土匪的“绑票”,要花钱赎人。花多了,确实会让乡绅蒙受经济损失,但这都只能算“伤枝”。然而,土匪如果霸占溪镇,那对于乡绅来说,必然会“伤根”。因为,溪镇是顾益民等乡绅的基本盘,其祖坟在此,家产和家人也在此,因此他们一直在苦心维护。土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对地方破坏性极大,却几乎没有建设性行为,因此,一旦容忍其进城,溪镇必然惨遭荼毒,而拥有大量家产的乡绅也会首当其冲。由此,乡绅必然会坚守溪镇,誓死一战。因此,在小说中,溪镇攻防战尤为惨烈,民团全部英勇战死,而土匪最终也狼狈溃逃。
此后,双方结下了血海深仇。土匪镇定思痛,视乡绅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经过一番谋略,土匪头子张一斧绑架了乡绅首领顾益民。随后,对其肆意凌虐,通过“压杠子”、“划鲫鱼”、“摇电话”等酷刑,折磨其身体,羞辱其人格。而前去“赎人”的乡绅林祥福,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他提前交代好后事,然后才去见张一斧。显然,张一斧也没有放过这两个人的打算。因此,他故意激怒林祥福,然后痛下杀手。只是,他没有料到顾益民竟然逃脱了。为了泄恨,张一斧血洗了齐家村。而随着林祥福被杀,顾益民被辱,溪镇的乡绅势力一蹶不振。虽然,以陈永良为代表的新乡绅势力组织了最后一次决战,打垮了张一斧的土匪队伍,但乡绅势力之衰退,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了。
这也是小说结尾部分,劫后余生的顾益民,要拖着残躯,在林祥福灵柩回家时一路相送的原因。他之所以执意这么做,其实不仅仅是感念林祥福之恩德,也是物伤其类,缅怀和感伤乡绅势力的消亡。林祥福死了,他已经垮了,而军阀依然在混战,土匪也继续在横行。溪镇已经不安全了。这也是他不敢从上海接林百家回来见父亲林祥福最后一面的原因。因为,作为溪镇乡绅的首领,他已经无法确保林百家回来后的人身安全。
在小说结尾,余华用简洁的笔调,描绘了溪镇周边的萧瑟和破败。“道路旁曾经富有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田地里没有劳作的人,远远看见的是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经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田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浑浊之后散发阵阵腥臭”。这种描写,既是溪镇破败的真实写照,也是乡绅落幕的悲痛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