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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读后感:求与无求,争与无争

2019-10-26 08:02:45  本文已影响人 
《我们仨》读后感:求与无求,争与无争


读杨绛所著《我们仨》,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一种清明的睿智。她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无求与无争,书中例子俯拾皆是,且大多是以钱锺书拒绝的姿态表现的。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求学,当时有一位富翁的弟弟是汉学家,专研老庄哲学,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这位富翁劝钱锺书放弃中国区区不足道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被钱锺书拒绝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这件事我想更多层面上是一种金钱上的诱惑,中国有句古话: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坚持经济上的独立,某种程度上就是坚持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1941年,钱锺书向暨南大学求职,当听说要顶替别人时,便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绝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而这个别人,钱锺书并不相识,也并不是有其它高薪职位在等着他,所以勇于拒绝,敢于拒绝。事实上,后来是杨绛的父亲将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让给了钱锺书,才使他免于失业,所以说,钱钟书的这次拒绝难能可贵。

仍是194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有事来上海,亲来聘请钱锺书回校。“清华既已决定聘请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钱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这件事情显然有着我不了解的内幕,这次拒绝虽然被动,但是骄傲。

抗战胜利后,很赏识钱锺书的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钱锺书立即辞谢了,他认为那是根“胡萝卜”。杨绛写道: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这次拒绝很著名,很多报刊杂志都转载过。可能在某些人看来,这是根太有诱惑力的“胡萝卜”,而钱锺书始终保持着他的学者本色。

1952年,钱锺书调至文学研究所,但却被借调至古典组,选注宋诗。他很委屈,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钱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我想,任何一位学者都是把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视若生命的,他的“与人无争”由此可见一斑,低头,有时更是种智慧。

1975年国庆日,当时正担任毛主席诗词翻译工作的钱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江青请他们夫妇游园,钱锺书急急称病,杨绛则声称要照顾病人。与此相映照的一件趣事是,1945年,钱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只有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杨绛喜出望外,原来是因为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于是他便趁早溜回来了。不事权贵,不慕虚荣,反而使他们有一种出世的智慧。

1982年,钱锺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高兴地对杨绛说“无官一身轻”,同时对出国访问之类,也一概推辞。他的小说《围城》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此他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要有怎样的彻悟与睿智,才能如此淡泊名利,心如止水?

然而,读《我们仨》时,也能时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又是有所求、有所争的,那就是对读书、做学问的孜孜以求,对宝贵韶光的争分夺秒。

在牛津读书时,钱锺书和杨绛租住了一间屋,杨绛最大的意见是,“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再加上伙食不好,于是想方设法搬了家。

在巴黎时,他们租住在咖淑夫人家,原本是搭伙的,可是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菜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于是爱惜时间的他们便自己做饭了。钱锺书在巴黎大学学习时,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49年,杨绛初到清华教书时是兼任教授,即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可是后来,即使可以转为专任教授,她仍坚持做“散工”,因为可以逃避开会,那可以节省下大把的时间呵。

大约50年左右,钱锺书曾遭人诬陷,对此,杨绛写道,“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是的,钱锺书只求做好本职工作,能偷功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

50年代,“三反”、“洗澡”、“大鸣大放”、“反右”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钱锺书和杨绛却从未间断过工作,钱锺书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而杨绛则“以勤补拙”,尽量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文革期间,钱锺书、杨绛双双沦为“牛鬼蛇神”,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境地里,读书和工作也从没停顿过,“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76年11月,钱锺书所著、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专著《管锥编》初稿完毕,杨绛则译完沉甸甸、共计八册的《堂吉诃德》,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他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钱锺书学问好到什么程度?爱书如命的他在巴黎大学是这样学习的,“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解放后则先后担任过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英译毛主席诗词小组成员。钱锺书家最安乐温馨的场景是三人各占据一张书桌,各自工作,各不相扰。

求与无求,争与无争,实在耐人寻味,什么时候,我辈人才能如此举重若轻,云淡风轻?杨绛有一首意味深长的译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让人更加仰慕他们的大师胸襟,学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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