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自远
前两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的一个人物高育良喜欢读一本书，看过的人可能会记得，那本书叫《万历十五年》。那么这本书有怎样的魔力，让一部反腐电视剧提及到好几次，下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先简单说一下本书的写作手法。一般的历史类书籍，有两种写作手法，一种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比如资治通鉴，一种是以人物为线索的纪传体，例如史记。而《万历十五年》则比较特别，他就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对着1587这一年切一刀，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导演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运用其大历史观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
万历十五年阳历的3月2日，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然而，当他们气喘吁吁的赶到皇城的时候，却发现皇城内部却是一片平静，之后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虽然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乌龙事件，但是万历皇帝却大为震怒，认为此事有损朝廷体统，最后所有官员罚俸两月（扣了两个月的工资）。那么，这件看起来只是一出闹剧的小事为什么会引起皇帝的震怒呢，因为就皇帝来说，他要对整个国家所有的事情负责，他一个人肯定管不过来，那么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他只需要处理好两件事就行了，一件是人事，另一件就是礼仪。礼仪，它体现了封建王朝的尊卑等级，并且维护了国家体制。在我们刚刚讲的事件中，全体京官自相惊扰，毫无章法，实在是不成体统。
按理说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没有人比他的地位更高，但在万历前十年间，有一个人的地位却是权倾朝野，即使万历皇帝也对他毕恭毕敬，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名臣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年幼时期，张居正是他的老师，那时候的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是男神般的存在，是智慧的化身，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万历前十年励精图治，国家有中兴之象，然而，不幸的是，在1582年，万历皇帝还没有实现他的宏图伟业，张居正就病逝了。
按理说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没有人比他的地位更高，但在万历前十年间，有一个人的地位却是权倾朝野，即使万历皇帝也对他毕恭毕敬，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名臣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年幼时期，张居正是他的老师，那时候的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是男神般的存在，是智慧的化身，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万历前十年励精图治，国家有中兴之象，然而，不幸的是，在1582年，万历皇帝还没有实现他的宏图伟业，张居正就病逝了。
万历十五年，是张居正死后的第五年，这一年，万历皇帝24岁，正处于人一生的黄金时期，然而万历皇帝感到身心疲惫，虽然张老师不在了，但依然有股强大的力量笼罩在他的身边，他想一展抱负，却总是被处处规制。他无力反抗，因为一反抗，就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然而还是有件事情引发了他对文官集团的反抗，这就是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宠爱郑氏，想立他的儿子三皇子为太子，但是却犯了文官们所信奉的立长不立幼的规矩，由此，文官们引经据典，对万历皇帝展开疯狂的劝谏，而万历皇帝在这件事上既不肯屈服于文官，又没有雷霆手段迫使文官屈服，最后，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对抗方式：逃避。从此，万历皇帝躲进了深宫，长达三十多年不上朝、不出宫门、不理朝政，到了这个地步，国家正常运行都已经是困难重重，就更别提万历皇帝的中兴之梦了。
万历十五年，我们消极的万历皇帝不但不理朝政，还缺席了经筵，这让经筵的负责人，也是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大感头痛。但是申时行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劝谏，也没有就此放手不管经筵了，而是依然每天准备着经筵活动，只等皇帝回心转意，只要皇帝一来，就马上可以继续举行经筵了。
申时行是位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过状元，进过翰林院，当过大学士，最后位居首辅。后世的史学家往往把申时行说成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两面派，特别是相较于他的前任-张居正的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对比之下，他在任期间说好听点叫风平浪静，难听点就是毫无作为。可是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实际上是不敢，也没有能力有大的作为。
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大权在握，他本身很有能力，又是皇帝的老师，而且太后也对他非常赞赏，可以说张居正是当时最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了，但是由于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极大的触动了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利益，这使得即使以张居正的地位也很难将改革推动下去，面对文官们的不合作，张居正的解决办法是-那就全用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各个要职中推行改革，虽然这样加大了效率，但也落了个任人唯亲的口实。张居正采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法，另起炉灶搞了一套自己的小团体，等于把整个文官集团抛弃了，并且任由他们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放眼整个朝廷，他比皇帝更像是孤家寡人，张居正引用了佛经中的一句话比喻自己，“如火火聚，得清凉门”，意思是在烈火中感受凉意，他虽然贵为百官之首，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烈士。
申时行显然不想做烈士。一是他没有张居正那样的魄力和能力，二是他不认为张的做法对朝廷有利。申时行认为首辅最大的作用在协调，一手是皇帝，一手是文官集团，或者两只手都是文官集团，他的作用就是协调好各方的目标和利益，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朝廷做贡献。在处理国事的时候，申时行扮演着和事佬般的角色，他比张居正强的一点是，他能正确认识文官集团自身的矛盾之处，文官们口头上的仁义道德是他们阳的一面，自身的私欲是他们阴的一面，很少有人只具有其中的一面，所以他既倡导官员的高尚品德，又能容忍他们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小心思，而张居正就忽视了文官们阳的一面，他认为文官们反对改革的原因就只在于损害了自身的利益，所以他宁愿放弃文官集团，转而培养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改革方案本身的弊病以及对某些文官的精神鼓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利益的受损。
但是，令申时行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和稀泥方法也不总能无伤大雅，下面有件事值得一提。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就向朝廷弹劾了这位参政，然而朝廷的官员倒挺同情参政，反倒来弹劾巡抚，这时候，我们的和事佬申时行又出来居中调停了，他认为此事不是很重要，没必要造成文武不和，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认为朝廷的和睦是最重要的，至于那位建州酋长，就无关紧要了。然而那个酋长就是努尔哈赤。
上面讲到了文官集团有两面性，一面是阳面，代表着他们口中的仁义道德，一面是阴面，代表着他们内心的私欲。这样大致可以把文官集团分为三类：一类是大多数人的做法，既宣扬仁义道德，又想着填补私欲，但是总归大节不亏，小节不拘；第二类是为了极大的满足内心的欲望而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第三类比较稀少，他们尽可能的克制自身的私欲，追求高风亮节的生活方式和为官之道，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海瑞。
海瑞的清廉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他官至二品（正部级官员），死后却只留下了20两白银（1.3万元人民币），据说他母亲过寿他只买了两斤猪肉作为寿礼。海瑞就像是完全消除了阴的一面，是阳面的极致体现。他把儒家的仁德作为行事的唯一标准，不但严于律己，还严于律人，与张居正的实用主义不同，海瑞是完全的纯理性主义者，不去管结果如何，只要坚持原则。
海瑞的坚持注定使他与奉行阴阳两面性的文官集团决裂，只是因为海瑞本身没有任何的污点才让他在官场屹立不倒，但还是被分配到了没有实权的清闲部门孤独终老，在无论哪个时代，海瑞都有着旁人无法替代的价值，只是在缺少完善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的明朝，海瑞的价值被埋没在了抽象的道德中无法体现。
万历十五年，海瑞逝世。而此时的大明王朝，仍然在以道德代替法律，以礼仪代替制度，以四书五经指导着国家的一切规则。书中还介绍了两个人物，分别是军事家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蛰。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逝世，李蛰剃发出家，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两个事件分别标志着明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失败及自由主义思想向传统儒家道德的妥协。
最后总结下吧，听完以上这几个人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我看完后的感想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太悲剧了。我一直有个脑洞，那些史书上描述的历史名人，他们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那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然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潜能。总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万历十五年的中心思想，这本书到底讲了个什么事，想必大家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要我来说的话，就是，万历十五年，表面上看似平静，然而社会的各种问题弊端早已暴露，国家以道德代替法律，又没有技术上的补充，致使大明王朝无法根治自身的症结，走向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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