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国民人性论》有感
文/王英鹏
一九七六年，文学巨擘林语堂先生于香港溘然长逝，享耄耋之龄。这位终生以幽默笔触探询性灵、以闲适姿态沟通中西的智者，在其生命的终章，为我们留下了一篇锋芒不减的《国民人性论》。其所列举的十大世俗之弊，宛若一幅精准的社会病理切片，直指人性幽微之处：一、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二、每与人言，必谈贵戚；三、遇美人，必急索登床；四、见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五、与朋友聚，便高吟酸腐诗文；六、头已花白，却喜唱艳曲；七、施人一小惠，必广布于众； 八、与人言谈，便刁言逞才；九、借人之债时，其容如丐；被人索偿时，其态如王；十、见人常多蜜语，背地必揭人短。
初览此论，恍若照镜，令人颊赤；静穆深思，则叹服其洞察之深，足以穿越时空。
这十种弊病，绝非浅薄的道德训诫，而是对人性弱点与群体文化积弊的深刻剖析。它们共同勾勒出几种精神症状。
其一，乃深植于内的“虚荣”与“身份焦虑”。 “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每与人言，必谈贵戚”，此皆内心空芜、无以自持之外显。当灵魂无法安立于内在价值，便只得依附于金银的声响与人脉的虚名。观之今世，社交之媒上的名品炫耀、风光掠影，乃至与闻人名士的合影示众，无非是古之“振衣作响”的当代镜像，其内核，仍是那份渴望被瞩目的、挥之不去的焦虑。
其二，为表里相悖的“虚伪”与“势利”。“见人常多蜜语，背地必揭人短”、“借人之债时，其容如丐；被人索偿时，其态如王”，将人情的冷暖与功利的算计描绘得入木三分。其根源在于，对待有利可图者，则谦卑逢迎；对待位卑或求己者，则倨傲轻慢，恰如“见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此等“因位施色”的世故哲学，侵蚀着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义基石。
其三，系缺乏内观与克制的“表演欲”。 “与朋友聚，便高吟酸腐诗文”、“与人言谈，便刁言逞才”，此乃将交际之场化为个人戏台，不顾他人耳感，只顾自我抒发。放眼当下网络，此种“刁言逞才”已化为“杠精”遍地，于唇枪舌剑中争一时口舌之快，早已背离交流之初衷，沦为虚荣的表演。
林语堂先生之深刻，在于其并未止步于道德的批判。他所描绘的这些俗相，非一朝一代所独有，而是人性在特定文化场域中滋生的普遍弱点。他所针砭的，是那种内无定力、将自我价值全然托付于外界评判的“流俗心态”。先生一生倡导“生活的艺术”，追求精神的独立与闲适从容，而这十种陋俗，恰是此种理想境界的反面——一种在世俗尘嚣中挣扎、浮躁难安的生存状态。
重读此篇箴言，我们不当仅感汗颜，更应视其为一面冷峻的明镜。它所照见的，岂止是数十年前的国人，分明亦是当下的你我：我们可曾因一时之得，而不自觉地“振衣作响”？可曾为跻身某个圈子，而刻意攀附、言必“贵戚”？可曾在虚拟的帷幕之后，行那“面誉背毁”之事？
林语堂先生的批评，其用意绝非令我们在羞惭中沉沦，而是为了叩醒自省之心，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真诚、从容、有尊严的生境。真正的教养与力量，在于无需凭借外物的声响来确认自我价值；在于待人接物时，无论尊卑，皆能持守一份平和与尊重；在于内心世界的丰盈充实，从而超脱靠贬损他人或炫耀自我来换取存在感的可怜境地。
近半个世纪已逝，社会的物质形貌已然沧海桑田，然人性的深层结构却未曾骤变。林语堂先生这十句箴言，犹如一剂苦口良药，时时警醒我们：文明的进程，不仅是科技与经济的突飞猛进，更是一场与内心积习的、永无止境的内在征战。这面“人性之镜”，当常拭常新，值得吾辈时时揽照，以正衣冠，以省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