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医生与病人
17和18世纪对精神病的各种观念，为疯癫赋予了“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等新的内涵。人们已经了解到，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神经状态是惊厥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了意识减退和丧失，那也不是疯癫。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非理性负担起这些新的价值：不是使盲目成为各种疯癫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盲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因此，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这个阶段产生的“物理疗法”，与其说是治愈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
“强固法”认为精神疾病中经常出现的惊厥，是神经纤维太脆弱、神经不够坚强。让病人直接服用铁锉屑可以治疗病症，因为铁具有其他物质的不具备的刚性和极强的可塑性。“清洗法”认为疯癫的各种病症是因为内脏堵塞、忧郁气沸腾、体液和元气腐败，理想的治疗方法是彻底清洗。输血可以驱散忧郁症患者“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透的”血液；服用肥皂在清洗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效果，因为“肥皂几乎能溶解任何凝聚物”。“浸泡法”一方面有“涤罪新生”的道德意义，又有“改变液体和固体的基本性质”的医疗意义。冷水浴成为一种“消炎处方”，它可以治疗躁狂症这类使人精神亢奋、固体膨胀、液体沸腾的“热病”。“运动调节法”认为疯癫是神经纤维和思想的紊乱运动，需要重新恢复思想、精神、肉体和心灵的运动，使之具有生机。“这种疗法隐含着这个世界力图控制精神错乱者的观念。它既是一种‘齐步走’的口令，又是一种改造术。因为运动既规定了它的节奏，但又透过花样翻新不断地要求病人的思想放弃自身而回到现实中。”
这些治疗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带有某种“意象”。这种治疗可以称之为“隐喻法”，它基于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的认识之上，认为疾病是本性的败坏。在古典时期还有一种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与之并行，这种治疗方法可以称之为“语言法”。它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认为疯癫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冲突，是谵妄。
“唤醒法”认为谵妄是人的白日梦，必须使谵妄者摆脱这种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从白日梦及其他意象中真正清醒过来。对当时流行的惊厥病，有人试图用“烧红的铁钩来烙惊厥病人（不论男女）的手臂，直至烧穿骨头”以此“唤醒”病人。医治忧郁症患者则需要奉行最严格的、真理形式的理智，在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病人谵妄中的幻觉就会消失。这种治疗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复制了笛卡尔在《沉思录》中寻找扫除各种幻觉的清醒状态。“医生完全是一个外在的‘我思’（Cogito），与思考本身无关，只有用一种闯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
"戏剧表演法”与“唤醒法”用耐心的、理性的方式相反，它完全在想象空间发挥作用。“戏剧表演”疗法首先要将非现实的意象并入被感知的现实中，并且不让后者显得与前者矛盾或冲突；但仅仅局限于这种意象的表演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谵妄话语延续下去，使谵妄的因素发生矛盾造成危机。对一名认为自己没有头的忧郁症患者，医生在病人头上放了一个大铅球，重压之下病人很快相信他有头了。“这种机制既是文字游戏又是幻觉游戏，既是语言游戏又是意象游戏……谵妄在戏剧幻想中受到的肯定使它回归到某种真理，这种真理通过用现实来俘获它从而把它驱逐出现实本身之外，而且使它消失在非谵妄的理性话语中。”
“返璞归真法”是通过压制戏剧性，把疯癫交给自然本性进行治疗。“自然本性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的直接性容不得非存在。把疯癫及其空虚的世界完全托付给自然本性，也就是把疯癫交付给自身的真理（因为疯癫作为一种疾病归根究底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同时也把疯癫交付给与之最密切的矛盾（因为谵妄作为一种没有内容的表象恰恰是常常隐秘莫测的丰富自然本性的反面）。这种矛盾就表现为非理性的理性，具有双重意义：它既不交代非理性的起因，同时又隐瞒了压制非理性的原则。”
这种对自然的回归，意味着摒弃人类生活和享乐中一切不自然的、不真实的、想像的东西，暗含着某种理智的调解。这种理智从本质上将源于野性欲望和源于真实的东西区分开，成为一种“野人”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区分。“‘野人……过着一种肉食动物的生活，而不是人的生活’，而劳动者的生活‘实际上是人类最幸福的生活’。野人只有赤裸裸的情欲，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没有真正的道德；而劳动者则有直接的欢乐，换言之，无需无益的刺激，无需挑逗或成功的幻想便其乐融融。”因此，劳动者的知觉世界是一个理智而节制的世界，自然本性受到道德的调节。在这个安排好的空间里，疯癫再也讲不出非理性的语言以及本身包含的超越了疾病的自然现象的一切东西。这种转变实际上是把古典主义的非理性体验完全变成关于疯癫的道德观念。
古典时期，真正的心理学还没有诞生。当疯癫属于疾病本身的东西划归机体，属于非理性、超越话语的东西划归心理时，心理学诞生了。但这门学科“不是揭示疯癫的真理，而是作为一个象征，表示疯癫此时脱离了它的非理性真理，从此它仅仅是一种现象，无足轻重地漂浮在自然本性的模糊表层上。疯癫变成一个谜，除了受到解析外，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是需要正视佛洛依德理论的原因。他的理论有一种对疯癫语言层面的强烈回归，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
精神病院的诞生
18世纪，人们发现被禁闭到隔离区的非理性重新出现了，这源自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焦虑和根本性痛苦。到了18世纪中期，更是出现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是用医学术语来表达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而得以传播。”人们认为禁闭所是一种不洁的象征、邪恶的象征，并用“腐烂”这一意象，既表示被禁闭者道德上的腐败，又表示他们肉体的腐烂。至此，“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经在邪恶分布图上取代了麻风病，而且被放逐到远离社会的地方。现在，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风病……再次出场……被打上一种想象的疾病烙印”。
人们希望通过道德根除这些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某种冲动，想去体验它们。伴随这种现象，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虐待狂和受虐狂。这种重大的文化现象“构成西方想象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谵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
这造成了非理性与疯癫二者的分道扬镳：“非理性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疯癫按照历史时序发展，继续受到压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和世界以及考虑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之中。”疯癫被放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形成了医生所说的alienation（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alienation（异化）。
与此同时，在18世纪人们发现经济危机的失业与懒惰无关，贫困逐渐从以往的道德说法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穷人”在道德上重新正名，并被认为是财富积累所必要的角色。“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因此毫无立足之地：他懒惰、游荡、无人雇用，因此唯一的归宿是禁闭，由此他被逐出社会。现在，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在民族中重新有了地位。”至于疯癫，“他们没有理性，不得不禁闭起来，他们不明事理，无法不被当做坏人”。极端非理性的疯癫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至此禁闭的一部分内容被抽空了，只留下两种形象——疯癫和犯罪。
在人道主义运动和18世纪“大恐惧”的背景下，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反对禁闭的呼声愈加强烈，人们开始关注犯人应该有比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的更好的命运，因为“疯人仅仅是疯人”而“犯人毕竟只是犯人”。19世纪初，人们开始对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的行为进行谴责，这时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在这个背景下，精神病院诞生了。
这个时期组织疯人院的世界、治疗方法等行动的代表是图克和皮内尔，他们的行动是同步的。
图克认为疗养院应成为一个实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通过隔离在疯癫的周围重建一个尽可能类似公谊教会社区的环境。一方面疯癫这种邪恶景象是造成每一个敏感的心灵痛苦的原因，需要隔离；更重要的是宗教能够扮演自然和规则的双重角色，因为它已演化为日常生活中人的自然本性，同时也是一种稳定的强制源泉，既有自发性又有强制性。这种宗教隔离实质上是把精神错乱的人单独置于一中道德环境中，让他与自己展开争论。在这个环境中，疯癫不再引发恐惧，反而会因为自己被孤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从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支配，因为负罪感会使疯人变成永远受到自己或他人惩罚的对象。这使得疯人担当起社区生活中的“责任”，在这里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产意义，仅仅是一种强加的道德控制。他人的观察、礼节和伪装无声地强加给他某种社会人格。疯人不得不使自己变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理性之城欢迎他的正是这种身份，他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
这种隔离实质上是一种“看护”的单向关系，是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对疯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的治疗干涉。疯癫虽然被解开了束缚，与医生建立了亲近关系，实质上这种关系不具备相互性，只有观察的亲近性，它不是一种对话。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疗养院，“疯癫不再代表一种绝对矛盾，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的地位，表现了自身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人被完全交给了理性的权威，对于疯人来说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家长形象。
皮内尔不提倡宗教隔离，确切地说是一种与图克实践方向相反的隔离。他认为精神病院应该是中立的，应该减少宗教的图像形式，但不是减少宗教的道德内容。疯人院吸收的并非是让人感到互为兄弟姐妹的这种社会主题，而应该是道德力量和对大自然的顺从。疯人院变成了一个没有宗教的领域，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凡是能保留旧的差异痕迹的东西都已消灭。“疯人院的任务就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
为保证道德综合措施能发挥作用，皮内尔通常使用三个手段。一是“缄默”。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古典时期的拘留是对语言的一种压制，但禁闭、监狱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的“斗争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因为谵妄“根本不是语言……仅仅表示一种越轨”，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二是“镜像认识”。疯癫可以通过在他人身上观察自己，镜子作为一个合作者，成为一个消解神话的工具。从皮内尔开始，疯癫被视为超越合法界限的内心冲动，使得他无视道德界限导致自我神话。利用镜子和他人的客观图像，使疯人最终成为自己的客体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三是“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审判，不许上诉。“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有一些疯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道德教化。这些人被安置在疯人院的禁区，形成了新一批的被禁闭者。“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
图克和皮内尔的方法虽然有差异，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地位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8世纪末，建立了对医务人员神话的结构，并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以往医生在禁闭中不起任何作用，现在医生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人们认为，图克和皮内尔使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引入科学，而是引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医务人员在精神病院中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详细分类的诊断，而是凭借一种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的威信。”
结语
福柯通过对戈雅和萨德的艺术作品分析，表明了艺术作品把古典时期非理性的那些几乎听不见的诉说虚无和黑夜的声音传递给了能接受它们的人。在戈雅和萨德之后，非理性成为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带来了疑问，艺术家创作作品之时是清醒的还是疯癫发病状态？艺术作品是疯癫，抑或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
虽然被疯癫“征服”的作家、画家和艺术家不断增多，现代的艺术作品频频地从疯癫中爆发出来，但是疯癫和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斗争。“疯癫是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它构成了基本的破坏时刻，最终会瓦解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它画出外部边界。这是消亡的边界，是以空虚为背景的轮廓。”
例如尼采，他何时发疯并不重要，他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尼采的疯癫，即其思想的崩溃，恰恰使他的思想展现给现代世界。作品陷入疯癫的时间里，意味着一种被世界湮没的、揭示世界荒诞的声音，并且只能用病态来表达。这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迫使世界在面对艺术时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
疯癫此时获得了新的胜利。它的策略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世界本身的任何语言，不足以解释疯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