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泥淖》读后感
我国对越南战争的书籍很少，网上也很难找到资料，现在我就将我阅读的相关书籍对越南战争的情况做个整理。
本文主要是针对1960年到1968年的美国战争政策演变为梳理。
发生一件事情肯定有他的前期情况，印度支那地区在二战以前就是法属，随着二战结束，美国在舞台上显现，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所以一开始就是美国站队的问题，美国二战结束最开始实行的是托管政策。但法国作为美国的盟友渐渐的，托管政策就将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排除在外。
那美国是如何搅入这个局面的呢？
罗斯福时期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事务的开端。罗斯福从提出殖民地托管计划，到最终放弃战后印度支那非殖民地化的设想，同意法国托管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为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继承了他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托管。杜鲁门面临着对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重新定位，他先是承认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而后借冷战之机，把美国拖入了越南。
美国之所以在战后迅速承认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尤其是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双方的对抗已经初露端倪。要在欧洲抵制苏联的扩张，法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
的。第二，随着日本的投降，越盟的实力迅速增长，印度支那三国纷纷宣布独立。既然美国不准备亲自插手印度支那的事物，那么让一个盟国来控制那里的局势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介入的开端：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彻底转变(1949.12—1953.1)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美国既不回应胡志明进行干预的请求，在表面上也拒绝了对法国进行援助；既担心沾上援助殖民战争的恶名，又对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感到恐惧。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矛盾心理戏剧性地结束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后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月，中、苏两国正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系列事件深深地震惊了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大肆抨击杜鲁门政府，称其为“中国陷落”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自由世界”在欧洲面临着苏联的扩张，在亚洲面临着中国的威胁。而“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加重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1950年2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个针对印度支那的指导性文件，为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定下了基调。文件指出：“共产党对印度支那侵略的威胁，是共产党占领整个东南亚的计划的一个阶段。因此，必须认真考虑遏制共产党在印度支那边境的扩张，以阻止其侵略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文件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印度支那作为东南亚的关键地区，正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一旦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政权所控制，与其相邻的泰国和缅甸就会落入共产党之手，东南亚的战略平衡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文件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原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把印度支那看作是东南亚的一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将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其倒下。
此时的法国在战场上已经力不从心，着手策划保大傀儡政权。1950年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越南国自治，并将公共行政权力正式转交给保大。胡志明对保大的法定地位坚决予以否认，并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是越南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2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向杜鲁门递交一份备忘录声称为了在与共产党中国邻近地区建立稳定的非共产党政府，表达对共产党阴谋统治亚洲的不满，建议总统承认保大政权。2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承认保大政权，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傀儡政权。此后，美国对法国的援助就变得名正言顺起来。
在美国加强对法国援助的同时，胡志明也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老挝、柬埔寨也和越南同仇敌忾，形成了抗法统一战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没有挽救法国的失败，到1950年底，法国交出了战场的主动权。由于大量部队陷于朝鲜战场，美国只能以更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辅以军事顾问来挽救危局。1950年9月，第一批军事援助顾问团成员到达越南。而美国在经济援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950年，美国的援助额是1.33亿美元；195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亿美元；而1952年，美国已经承担了战争费用的近三分之一。
由于中国派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并重挫美军，美国相信中国已经取代苏联成为东南亚的头号威胁。美国还担心中国会借朝鲜战争之机进入越南，因此对东南亚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1952年6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文件，把“多米诺骨牌”理论进一步明确化。文件指出，“无论共产党以何种方式控制东南亚都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如果由于共产党的侵略而丧失印度支那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整个印度支那，进而是东南亚，甚至中东的国家都会向共产主义屈服，最终会威胁欧洲的稳定和安全。为此，文件建议继续加强对法国的援助，如果中国军队直接介入战争，美国将派海军和空军力量保卫印度支那。这一文件不但对“多米诺骨牌”理论进行了延伸，并且把共产主义的威胁夸大了，影响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该文件第一次提出了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为后来美军大量进入越南打开了政策之门。
1945年杜鲁门突然入主白宫时，美国缺乏一个明确的印度支那政策。但是到1953年杜鲁门离职前，美国已经承担着法国40%的战争消耗，杜鲁门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比三年前复杂和危险得多的印度支那。
1954年3月13日，越盟军队向奠边府的法国守军发动攻击，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于5月7日占领法军指挥部，全歼法军16200人。奠边府战役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彻底崩溃。
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有关印度支那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著名声明，强调由于“多米诺骨牌式坍倒”理论以及该地区在原料、人口、地理位置和市场方面的重要性，丢失印度支那可能带来的后果对“自由世界”来说简直是无法估量的。这是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
1954年4月16日，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5月8日，即奠边府陷落的第二天，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此时的法国已经在战争中精疲力竭，拉尼埃政府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看不到战争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又怕被永远赶出印度支那。因此法国企图通过日内瓦会议，既达到结束战争，又可以使独立的印度支那保留在法兰西联邦内的目的。由于面临着美国直接干涉的威胁，同时接受苏联和中国的建议，胡志明也开始改变策略，希望利用美法矛盾，在战场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寻求谈判结束战争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美国从一开始就对日内瓦会议表示反对。早在1953年12月23日，副总统尼克松就认为如果当时进行谈判，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控制印度支那，如果法国离开，共产党成为领导是唯一的可能。因此，现在进行谈判将是灾难性的。
6月12日，奠边府的惨败导致了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总理兼外长组成新了内阁，新政府宣称4周内如不实现停战就辞职。越盟也在苏联和中国的压力之下，同意暂时分割越南（GeorgeC.Herring,America'sLongestWar:TheUnitedStatesandVietnam,1950-1975,pp.38-39.）。7月21日，日内瓦协议签字，与会各国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达成了《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和《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并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代表并没有在协定上签字，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会议的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内瓦协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美国不是日内瓦协议的一方。美国将不以武力破坏协议，但对共产党的侵略将表示严重关注”。“日内瓦协议虽然标志着法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支那的终结，但也标志着印度支那历史的另一个阶段——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和干涉时期——的开始。”
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当天就表示，美国下一步行动将是积极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尽快在东南亚建立一个集团防御体系，以阻止共产党在那一地区直接或间接的侵略。
在英国的配合下，经过五个月的谈判，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在东南亚拼凑的一个反共尤其是遏制中国的集体安全组织。条约在议定书中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列为条约保护区域，仍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协定中禁止三国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的规定，把南越提高到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目的是使越南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前沿阵地。
艾森豪威尔政府干涉越南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在南越扶植吴庭艳政权。吴庭艳的反共反法言论再配以“民主”和“社会改良”的辞藻，很快使他赢得了美国的赏识。有人认为，尽管吴庭艳有缺点，但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⑤。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1954年6月18日，吴庭艳接受了保大皇帝的邀请，出任南越总理。由于吴庭艳本身的弱点及法国的反对，美国最初对吴庭艳政权的支持是有保留和有条件的。但当吴庭艳政权日益巩固后，美国的支持就不遗余力了。
在美国的帮助下，吴庭艳成功地平定了教派叛乱，粉碎了政变，迫使法国从越南撤军。1956年10月26日，通过一场受到操纵的“公民投票”,吴庭艳赢得了98.2%的支持。吴庭艳废黜保大，自任南越总统，颁布宪法，南越反共政权最终形成。没有美国的支持，吴庭艳不可能巩固他对南越的控制，也不可能拒绝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普选。没有美国的援助，吴庭艳和整个南越都不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南越实质上就是美国制造出来的。
1960年4月，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正式同意将美国的军援顾问团人数从342人增加到685人。此后便实际上不再对美国的顾问团人数进行限制。从1955年到1961年，美国对南越倾注了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军事援助每年约8500万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人数打破了日内瓦协议342人的限制，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南越的美国顾问已经超过1500人。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由于在南越军队的规模及美国军援的数量上存在分歧，美吴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但这种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对吴庭艳的支持。
杜鲁门援助法国的殖民战争可以看作是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开端，但是艾森豪威尔从日内瓦会议后直接对越南承担义务，开始了美国直接卷入越南泥淖的历史。继任的肯尼迪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抛弃他之前所谓的“我们的子孙”(南越),要么显著地增加美国承担的义务。
作为一位冷战斗士，与共产主义的较量是贯穿肯尼迪任期始终的。虽然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变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牵扯了很多的精力，但并没有直接导致肯尼迪在越南有所行动。真正促使肯尼迪认真考虑越南问题的，是其在上任之初所遇到的一系列危机。
“猪湾”惨败（推翻卡斯特罗）与老挝的中立，让对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在老挝发生的事意味着东南亚条约组织走到了尽头，美国正打算抛弃他的反共产主义的盟友。因此，亚洲人民的士气受到了打击。”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加上之前的猪湾惨败，使越南问题突显出来，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在越南显示一下力量，以使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放心，这必将导致越南政策的一些改变。
这一期间对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向了对游击战的“反叛乱”这一代之以“灵活反应战略”。
至少在北越认为和平统一越南的希望破灭前，劳动党中央的路线是温和与克制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吴庭艳的迫害和劳动党中央的克制路线使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处于吴庭艳白色恐怖下的南方党员对温和路线的不满与日俱增，并最终促成了河内政策的转变。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劳动党最终放弃了温和路线，确定了推翻美、吴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目标。同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成立。在北越的支持下，南方革命者的颠覆活动大幅度增加。1958年，南越有七百名政府官员被暗杀，而1960年达到了2500人。并且，从1959年开始，这些颠覆者“从小规模的打完就跑的行动转向了针对政府控制下的村庄和暴露的小股南越部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肯尼迪时代，正是由于对越南南方革命性质错误的认识，把越南人民反对集权统治、争取建立独立自由国家的斗争视为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并因此在南越大力强调反“叛乱”,美国才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把赌注压在了越南。因此，即使吴庭艳看起来不值得支持，美国也绝不会看着他倒台。现实情况却是，吴庭艳不但拒绝进行改革，而且以南越可能陷落作为筹码不断要挟肯尼迪政府，美国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越南。反“叛乱”计划虽几经修改，但其不变的主题是不断增加美国人在南越承担的义务。因其固有的缺陷，在执行从形式到内容都错误的反“叛乱”计划中，美国不断派出军事顾问，但南越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不断恶化，反“叛乱”计划最终也以吴庭艳的倒台和肯尼迪的被暗杀而走向终结。
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越共针对南越的游击战、颠覆活动和政治战迅速增加。仅在1961年的上半年，越共就暗杀了五百名地方官，绑架了近一千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越共牢牢地控制着战场的主动权，并且对西贡形成了包围之势。吴庭艳政权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击败“叛乱”,而是如何来拯救自己。
从1961年5月开始，美越之间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议来商讨如何应付越共的“叛乱”,副总统约翰逊的西贡之行便是这些会议的结果之一。约翰逊此行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对南越的援助并且尽可能地提升吴庭艳政权的形象。在一份共同发表的声明中，美国承诺使南越武装力量增加到15万人，美国负责为南越所有的民防武装提供资金。
1962年8月，南越执行战略村计划的部际委员会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优先建设战略村的计划。之后，美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计划。这样，在如何利用美国的援助方面，双方找到了共同之处（此前因为让渡多少权利存在分歧导致未实行，此后这个项目实际上也名存实亡）。至此，南越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战略村计划，由政府控制的《越南时报》把1962年称为“战略村年”,这一战略被吹捧为“对付共产党战略的答案”,而吴庭儒是这一计划的“建筑师和主要倡导者”。吴庭艳也宣称：“战略村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村子的自我防御本身，它是在越南建设民主社会的一种方式。通过战略村计划，政府倾向于在社区法律系统和条例的基础上，还自治权于村，这将以人民能够理解的方式局部地实现宪法的思想。”
南越大规模的战略村建设，不仅迷惑了自己，也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没有针对战略村建设初期的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估，以确定现行计划是否能够实现目标，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计划执行是否得力、农民劳动是否获得报酬等细节问题上。归根结底，美国希望吴庭艳能够认真执行战略村计划，以达到有效平定“叛乱”的目的。但是实际操作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只不过是利用战略村计划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而没有把精力放在如何阻止北越的颠覆上。不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上看，这些都与美国的期望相去甚远。
1961年11月3日，泰勒向肯尼迪提交了调查团的最终报告，并且调查团的全体成员在白宫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在报告最前面，泰勒和罗斯托附了一封给肯尼迪的信，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面临的问题总的看法。信中提到，他们的主要建议已经在之前发给总统的电报中列举了，它们应该“毫无耽搁地立刻实施”。“评估和结论”部分是报告的主体，它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必须以坚定的军事介入来消除由于美国在老挝进行谈判而招致的东南亚各国对其产生的怀疑；如果美国肯投入文职和军事方面的人员来教会南越人如何进行和怎样赢得战争，那么吴庭艳政权那些明显的缺点是可以消除的。②报告指出，南越正陷于麻烦之中，美国的主要利益正经受考验。但是，如果美国能迅速有效地迎接这个挑战，那么,即使美国不接管战争，战争也可以获得胜利。如果失去越南，那么美国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财产的一个关键部分”,而是“美国有意愿和能力在那一地区抵抗共产主义进攻这样一个信仰”。
试图尝试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只会铸成美国的软弱形象，还会被苏联认为是退缩，从而动摇亚洲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心。虽然排除了政治解决的可能，然而，贸然派出地面部队亦非肯尼迪所愿。肯尼迪向自己的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想要一支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也会跟柏林的情况一样，部队开了进去，乐队奏起乐曲，人群响起一片欢呼，但4天之后，人们又会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接着人们又会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再派一些部队去。这就好像喝酒一样，酒劲才一过，你又得再喝。”
1961年的11月8日，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备忘录，并声称备忘录“征得了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同意”。备忘录首先提到了失去南越对美国及“自由世界”有多大损失这一陈词滥调，因此提出美国应该承担防止南越落入共产主义之手这一明确的义务。备忘录谈到美国可能承担的军事义务有两类：第一类是对南越的直接军事支持，比如通信设备、直升机、海上巡逻以及情报系统等，这些是美国应该尽可能快地投入的；第二类就是有组织地派遣美国战斗部队。但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因为如果南越政府励精图治，那么就不需要美国出兵；而如果西贡不努力，那么美国出兵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在我们承担义务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西贡政府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换取美国的大规模援助”。备忘录还提到派遣地面部队可能造成的其他影响。在老挝谈判可能有结果的情况下派部队到南越，可能会刺激共产党打破停火协议，迫使美国面临要么在老挝也投入战斗部队，要么完全放弃老挝的选择。因此，备忘录的一个总的倾向是，同意实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但不派遣美国的战斗部队。11月11日，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又以联合备忘录的形式重申了这些基本观点。
在11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肯尼迪原则上同意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但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肯尼迪的最终决定则体现在了11月22日第111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111)中。肯尼迪基本上采纳了泰勒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麦克纳马拉与腊斯克共同提出的备忘录。但是在关键问题上，肯尼迪决定不派遣美国的战斗部队，不做最终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越南的保证。把一场名义上的内战变质为美国参与的特种战争：美国出钱和顾问，越南人打仗。美国提出的在南越的系统改革使美国开始插手南越的政治，以致后来吴庭艳在政变中被杀后，美国深深地把自己与南越的前途绑在了一起。这就使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几乎没有了选择的空间：如果继续以这种方式而不能使战争获胜的话，美国就必须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赢得战争。
1963年11月，吴庭艳因政变而倒台。由于南越的极端重要性(至少在美国人看来),再加上美国在南越的前期投入，美国还是希望最终赢得战争，在对将军政权的美好憧憬中，美国决心做一次赌博，冒着南越政权垮台或者倒向越共的危险，鼓励或者默认支持推翻吴庭艳政权。11月8日，美国宣布承认南越的新政权。美国参与了政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扶持新政权的责任。随着吴庭艳的倒台，美国更深地陷入了这个实际上群龙无首的国家。而之后的军人政权完全是美国的政治产儿，这使美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必须承担起扶持这一政权的责任，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频繁、更加直接地卷入西贡政治的漩涡。美国还发现，揭开吴庭艳这个伪装后，真实的南越是一副无可救药的烂摊子。
肯尼迪的意外死亡导致肯尼迪在越南政策画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11月24日，林登·约翰逊宣布继任总统，他立即明确无误地对洛奇表示，他想要赢得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间内，他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其他国家上，美国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想说的全部的话。”
根据檀香山会议讨论的内容，11月26日，第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273)发布，备忘录基本反映了美国官方对当前越南形势的总体判断，它向南越表明，虽然接连发生了南越政府更迭和美国总统的交替，美国的越南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仍然力图帮助南越人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赢得战争。
约翰逊时期，秘密战才上升到美国的政策层面（对北越进行的秘而不宣的准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南越的政治动荡导致了政府控制力大幅下降，而北越恰恰相反。从1964年3月酝酿轰炸北越以来，约翰逊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他希望轰炸开始之前南越的局势能够稳定，主要的轰炸任务由南越军队来完成。此外，由于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约翰逊不希望战争升级的行为被竞争对手所利用，从而使自己在竞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约翰逊特别指示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暂时推迟做出决定的时间。①但是，约翰逊受到了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他的高级幕僚大多敦促早日轰炸北越，阮庆也以辞职作为要挟，要求美国同意向北越进攻。国际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议重开日内瓦会议，对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解决，并且得到了一些国家的认可，美国对此深表担忧。在约翰逊犹豫不决的时候，东京湾事件（事实上，北越是否首先发动了攻击现在仍然争论不休）的爆发结束了是否对北越进行攻击的争论，美国对北越的攻击变得名正言顺起来。
然而南越内部的政局依然不稳定，少壮派军官和佛教徒对阮庆不买账，美国从中也未完全站在此时的南越最高权力这边。南越政治、军事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情报部门的煽风点火，约翰逊政府的主要高官们开始改变了暂缓升级的策略，倾向于对北越进行持续的空袭。
由于政治不稳定、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南越军队在越共的袭击面前溃不成军。在北越加强对民解武装的支持后，针对驻越美军的袭击开始增多，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最终在高级幕僚的强大压力下，约翰逊决定对北越实施报复性空袭。渐渐的空袭变成了常规手段而不是一种反制措施。
此后发生的波来古袭击事件和归仁美军基地被袭等一系列事件，在美国军方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驻越美军司令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要求立即派出地面部队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多数幕僚的极力建议下，并且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要求是如此合乎情理。1965年2月26日，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华盛顿批准了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岘港。
由于第一批地面部队数量如此之少，任务如此明确且急迫，美国的决策者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就做出了一个对越南乃至美国历史都产生影响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的严重性当时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以致后来在战场形势的推动和军方的一再催促下，美国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场大规模地面战争。
3月2日约翰逊派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到南越进行实地考察。3月15日，总统约翰逊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白宫会见了哈罗德·约翰逊和其他参谋长，专门讨论他的报告。会上哈罗德·约翰逊更是做出了惊人的估计：赢得这场战争需要50万美军和5年时间。只不过，这个当时看来令人惊讶的估计（因为没有人相信越南的形势会恶化到那个地步。），日后看来却是过于保守了。
随着1956年北越夏季攻势，南越军队渐渐显示出崩溃的迹象。1965年6月7日，威斯特摩兰发给太平洋美军司令一份电报，请他转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该电报要求大量增援部队和 继续发动攻势的战略。最终，除了批准威斯特摩兰要求的44个营外，美国政府内部包括军方都认为有必要支持越南的出兵。然而增兵的口子一开，3年的时间美军已经增加到了五十万的规模。
美国的增兵并不是没有效果，北越的人民在经历了家破人亡之后，仍然看不到战争结束的曙光。因此到1967年夏天，解放武装力量中自愿入伍者已不足新兵总数的一 半，人民战争正在失去人民，这是1966年以来愈益明显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劳动党中央决定不惜冒巨大牺牲的危险，在南越发动一场总攻，展示自己的力量，重新赢得人民的支持。1968年1月31日，时值越南历的春节，无论是越南人还是美国人都徜徉在 节日的气氛中。越共选择此时发动进攻， 一方面想达到出其不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越共对于自己的进攻力量信心不足。解放武装力量首先派一支19 人 的突击队发动对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进攻，拉开了春节攻势的序幕。
1968年3月22日，约翰逊突然召回威斯特摩兰，并宣布他将担任陆军部长一职，而美国援越司令一职由其副手克莱顿·埃布拉姆斯担任。这被视为约翰逊否定威斯特摩兰的战略，不再扩大地面战争的一个信号。短短一个月内，国防部长和美国驻越军援司令的先后离职，也表明约翰逊对现行越南政策的不满。但是，真正促使约翰逊下决心改变政策的，除了北越春节攻势造成的压力外，还有约翰逊召集的“哲人”小组的意见。这些“哲人”小组成员都曾长期担任政府要职或总统的顾问，大部分都是众所周知的鹰派。但他们认为，继续升级战争， 无论是加强对北越的轰炸，还是增派美国的地面部队，都没有任何好处。这些一直支持战争升级的鹰派人物，现在却向约翰逊提出战争降级的建议，使约翰逊深深地感到震惊。
3月31 日，约翰逊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停止对北越大部分地区的空袭，寻求谈判结束战争。约翰逊同时宣布，在之前决定的总兵力52.5万人的基础上，他已决定在2月份再增兵1.1万人，同时派13500 人的支援部队到越南。最后约翰逊宣布他将不寻求、也不接受下届总统竞选的提名。约翰逊宣布的13500人的增兵也是美国向越南的最后一次增兵，这将使美国在越南的总兵力达到549500人的最高峰。
从军事角度看，春节攻势是失败的。除顺化外，人民武装力量在其他所有地方的进攻几天内都被粉碎，北越和越共遭受了整个战争期间最惨重的损失。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到2月12日，春节攻势 仅进行了12天，人民武装力量就有3.1万人被杀，5700人被俘，另外大约1万人死于伤病。而死于空袭和大炮火力的人数更是无法估计，也就是说，死伤人数
占到了整个参加春节攻势的总兵力的一半。劳动党中央所期待的城市的普遍起义没有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为保命而对战争采取了观望的态度。2月13日， 美国甚至自豪地宣布，共产党在春季攻势中损失了超过65%的兵力，这对他们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当然，美国和南越在春节攻势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南越军队不得不从广大农村地区撤离，来保卫城市，安民计划陷于停顿。春节攻 势的前两个星期，美军阵亡1100人，南越军队也损失了2300人。此外，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30%的基层干部死于春节攻势，另有大批人被俘或叛变。
但是在政治上，春节攻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春节攻势不但使北越和越共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还极大地动员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舆论。它向美国人民清楚地表明，无论美国如何强化它在越南的战争机器，也不能摧毁人民武装战斗到底的决心，动摇不了他们赢得胜利的信心。相反，春节攻势使美国政府内部产生了怀疑和分化，“使政府圈子里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显著增长，标志着华盛顿对战争 估计根本转变的开始”。这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战的高潮，引起了行政当局对越南政策 的悲观失望，最终促使约翰逊做出了战争降级的决定。
1968年5月13日，春水率领的北越代表团和 哈里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巴黎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标志着越南战争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新阶段。
1968年10月31日，心力交瘁的约翰逊宣布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升级战略不光彩地结束了。两个月后，理查德·尼克松继任美国总统，接过了越南战争的烂摊子。美国开始想方设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抽身而退，此时曾引领美国进入越南的遏制理论和“多米诺骨牌”理论被美国抛在了脑后。虽然尼克松也想努力从战场上赢得更多谈判的筹码，但美国最终被迫坐到了谈判桌前，直到战争结束，美国撤出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