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传奇》读后感
这篇读后感包括三本书《心外传奇》，《打开一颗心》，《刀锋人生》，第一本是儿科医生李清晨写的，介绍心脏外科发展历史。后两是他推荐的，是英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韦斯塔比医生的传记，记录了这个伟大的医生五十年的行医经历。
这三本书是一起买的纸质书，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放在床头和马桶边，利用坐在马桶上和睡前躺在床上的时间就看完了。纸质书的阅读体验还是很好，但实在是太占地方了，携带也不方便，这差不多是我这些年买的少数几本纸质书。
李清晨医生是我微博时代就关注的，后来又转移到公众号上。他不像一般的科普作家，对很多其它问题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观点鲜明，言词辛辣，很是对我的胃口。强烈推荐给大家，公众号就叫“李清晨”。
《心外传奇》明明是一本科普书籍，讲述的是这一百多年来心脏外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却看的我常常热泪盈眶，这其中每一个新理论的诞生，每一个新技术的运用，都有医生赌上了自己的前程，有病人献祭了自己的生命；这里有人性最光辉的一面，善良，悲悯，勇敢，智慧。
这本书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摘选几个感动我的。
十九世纪末，现代医学开始建立，腹腔手术成为可能。但心脏手术仍然是禁忌。然而现实中却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心脏问题，其中最紧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人。这些孩子，先天心脏畸型，由于缺氧导致口唇甚至全身青紫，被称为“蓝婴”（blue baby），很多活不到成年，即使能长期生存，生活质量也极低。孩子的苦难总是最能打动人心，1938年，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格罗斯医生完成了首例动脉导管结扎手术，开创了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先河，他当时只不过三十出头，做这例手术也很有戏剧性。格罗斯医生在解剖婴儿尸体时发现有部分患儿的死因是动脉导管末闭合，他认为这种简单的畸型是可以用手术解决的，而且他在动物实验中熟练了这一操作，准备在患儿身上实施，却遭到了外科主任拉德教授的制止。拉德教授是现代小儿外科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代儿外科医生2/3出自他的门下，他认为在离心脏那么近的动脉上进行手术，是异想天开的事。可是格罗斯医生手上的病人是7岁的小女孩丝薇妮，她已经时日不多了，她妈妈听说了这个手术，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岸边的稻草，怎么肯放手？可是主任不同意，这手术就没法做。
正在这时，拉德主任去度假了。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格罗斯招集了一个手术团队，成功实施了动脉导管结扎术。手术非常成功，小姑娘九天就出了院，然后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从一天走不了几步到一天到晚一刻不停。直到八十多岁了还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当年的好多细节仍记忆犹新。
即使这样，等拉德教授回来后还是勃然大怒，惜字如金的教授只对爱徒说了一个字“滚”。格罗斯医生只能回老家佛蒙特州的农场待了几个月，最后虽然回到了原岗位，但拉德教授一辈子没原谅这位不听话的学生。
这件事中，格罗斯医生固然令人佩服，但我觉得那些跟他一起冒险的小伙伴更了不起。如果说手术的成功对格罗斯医生还有功成名就的“好处”，那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而一旦失败，可能就要搭上自己的职业前程。对这些人来说，促使他们做这件事，只是对伙伴的信任和道义，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
叉出去说一句，现代外科手术，是绝无可能单打独斗的，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做支持，包括环境，设备，药物及人员。那种传说中的把人打昏，然后割走器官用于移植的事，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且不说道德因素，就利益而言，在任何一个有基本法律次序的地方，行医资格（医院和医生的）都是昂贵的，不值得去冒这种风险。另一件事，在疫情时，有过多起病人死在医院门口的事，大家容易谴责医生不做为。但是，在医院停摆的情况下，医生是很难有做为的。我听过一个医生的解释，在现在中国医院无纸化的状态下，医生即使手写一张处方，能不能在药房拿到药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其它更重要的支持系统。
血管结扎手术虽然开创了一个奇迹，但更多更严重的心脏畸形是发生在心脏内部，“打开一颗心”就成了下一步需要探索的领域。首先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无血术野”，“只有充分的暴露，仔细的止血才可以给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使他们可以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思考，有序地操作”，这是外科雷打不动的金科玉律，如何才能在心脏中实现呢？
普通人对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不太了解的，所以韦斯塔比医生在《打开一颗心》的前言部分就介绍了心脏的节奏和效率：心脏每分钟搏动超过60次，泵出5升血液，差不多两瓶半大瓶可乐。换算下来每小时搏动3600次每天86400次，每年3100万次，如果活80岁，就要跳动25亿次，每天心脏要输送超过6000升的血液，停止几分钟，就可能产生大脑不可逆的损伤。这样的心脏如何手术？
不同国家的医生和科学家进行了不同的探索，主要的有这几方面。
第一，1950年加拿大医生比洛奇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狗在20℃的体温下阻断血循环15分钟，死亡率为51%。两年后美国医生刘易斯用这一技术给一个小女孩缝补了室间隔缺损，他们首先把女孩的体温下降到26℃，打开她的胸腔，阻断所有进出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心脏，逢合缺损，关闭心脏，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心脏跳动，一共用时5分30秒。手术非常成功，术后33年随防，病人健康状态良好，育有两个孩子。
人类心内直视下手术首先成功于美国而不是最初的研究者加拿大的比洛奇医生，也是有原因的。其一，加拿大比美国保守，比洛奇医生又在一家成人医院，他自己手上的病人大多患病已久，健康状态非常不好，而他的加拿大儿科医生们又不愿意将他们的儿童病人介绍给他做这种开创性的手术。其二，刘易斯医生的运气非常好，在只有听诊器的年代，没有发生误诊。术前判断是房间隔缺损，打开心脏后确是如此，并没有更严重的畸形。这本书里讲述了好几例误判的例子，等病人上了手术台，打开心脏，发现根本不是事先想的，要不根本无从下手，要不是现有的设备仪器根本不能支持这么长的手术时间。现在医院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多，也经常遭大家吐槽，但我觉得，病因知道的越清楚，治疗越是有针对性。当然，敛财式的检查另说哈。
然而，低温阻断血流时间是有限的，最后发现的极限时间也就8分钟，超过就会导致大脑不可逆的损伤。建立体外循环是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在明确了心脏结构和心肺气体交换原理后，就有无数人尝试过。现代心肺机的创始人是美国医生吉本，他从1931年开始有想法，努力了二十多年，伴随着各种失败及各种新事物的诞生及应用（如1935年抗凝素和1940年代拮抗剂等等），又得到了IBM公司创始人托马斯的支持，终于在1952年用第一台体外循环机进行了第一次人体手术，是一个15个月大，体重才11磅的女婴（我记得我儿子三个月大时体重就超过10斤了）。结果运气不好，以为是房间缺损，结果打开心脏没有发现缺损，婴儿死在手术台上。吉本医生不气馁，近一年后实施了第二例手术，获得巨大的成功。
然而随后吉本医生又做了两例，全部失败，其他医生做了十四例，也全部失败。直到1958年美国的另一个医生柯可林在吉本医生的基础上对体外循环机做了改良，成功运用到245例体外循环手术中，才算真正实现了心脏的“直视手术”，现在这种手术在全球每年大概有一百万台。
在体外循环机遭受重创的1954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年青的医生李拉海想到了以患儿父亲为“心肺机”，用活人交叉循环的方法挑战历史上首例室间隔缺损的修补术。意思就是以活人做供体，用管道和流量将正常人和患者的循环系统连接在一起，支持两个人的生命，从而可以较长时间地断开患者心脏供血，保障医生有时间完成复杂的手术。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对于走投无路的父母还是一根救命稻草。然而，第一例手术失败了，患儿在手术后十天死亡。李拉海医生对着伤心的父母，还是请求他们同意尸检。这就是这本书里许多让人感动的瞬间，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为了不让其他父母再经受这种痛苦，同意尸检。通过尸检发现，手术是成功的，患儿是死于肺部感染。
于是，在1954-1955年间，李拉海医生团队，用这种交叉循环，为45例存在复杂心脏畸形的孩子进行了心脏手术。其中28例得到了治愈，而45位供体全部存活，只有一例母亲，因为操作失误，发生了不可逆的脑损害。这些供体，有父亲25位，母亲10位，亲属5位，还有5位非亲非故的志愿者。这真是人性最光辉的部分，让人觉得，人间值得。
心脏外科史上每一项重要的进步，李医生都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些令人感动，有些令人叹惜，有些令人悲伤，但是都很有趣，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
李医生在书中还用大量的篇幅梳理了整个现代医学的发展进程。我总是说，这世上没有中医西医之分，有的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区别。
在西方，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医生认为心脏是智慧的的源泉，情感的核心，跟古代中国“心主神明“差不多，后来慢慢差距就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形成了解放思想，重视实验的风气。
我10年前第一次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参观了号称欧洲第一所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看到了当时的解剖教室，据说早在十六世纪，这里就开设解剖课程。看到的教室是一个不大的环形阶梯教室，解剖台放在教室的中央，学生坐在环绕的阶梯上。前几天听了台大史语所王道还教授的讲座，才把当时的真实场景还原出来。王教授说当时的解剖课，教授是不动手的，站在解剖台上操刀的是屠夫，教授说”这是心脏“，屠夫就动手切下心脏给学生看。想想那个场景就觉得好笑。
顺便推荐一下王道还教授，油管上有他很多的视频，非常有趣的一个老先生。
自此之后，医学上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路线。
1665年，英国医生洛厄成功演示了动物之间的输血。
1816年，法国医生拉埃内克发明听诊器。
1865年，法国化学家巴斯德提出了疾病的细菌学理论。
1867年，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提出了外科消毒法。
1900年，奥地利生物学家发现了ABO血型。
1903年，荷兰医生爱因托芬发明心电图。
1928年，德国医生福斯曼在X光引导下将一根导管插入自己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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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列表可以无限扩展，这里面有新理论的发现，有新技术的发明，有新药物的产生，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体系，这才形成现代医学。借助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才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翻了一倍。听了王道还教授的讲演，我才得到一个新的概念。这些年增长的是平均寿命，绝对寿命并没有增长，不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有过八、九十的老人，只不过到了现代，这种情况才成为常态。
后面两本书是同一个医生的传记。
斯蒂芬·韦斯塔比（Stephen Westaby）生于1948年，1966年他18岁开始上医学院。看过前面心脏外科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体外循环机已经基本成熟，医生在无血视野里进行复杂手术成为可能，心脏外科开始迅猛发展，韦斯塔比医生正是前面提到过的第一个实现了心脏的“直视手术”的美国医生柯可林的高徒。他一生行医五十年，打开了12000多个心脏，是行业中的大牛，李清晨医生说他是行走的故事收集器。不仅如此，他的文笔也很好，将他一生中的精彩故事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即有学院派医生的严肃，又有英式幽默，即使没有医学基础，读起来也不枯燥，比一般的医疗电影电视精彩。感兴趣的自己去读吧，我就不用我这不咋的的文笔转述了。
韦斯塔比医生的第一部传记出版后，英国有评论谴责他不知道反省，他接着出第二本反击：“有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打开一颗心》的书评，对我表现出的’自我怀疑精神缺失’提出了质疑。这位纤弱的作者显然是看惯了那些把内省和脆弱当话题兜售的医学作家。但请相信我，对于一个资深的以外科医生来说，自我怀疑这东西不是什么理想特质“。我站韦斯塔比医生。不要说当初，就是现在，心脏外科也是一个死亡率比较高的手术，正是所谓的“一刀生，一刀死”。如果在术前当断不断，术后又不停的后悔，那不用说病人了，医生自己也该抑郁而终了。
在他退休后，有一次去一个中学做演讲，一个小姑娘提问：“你的病人有多少死了？”韦斯塔比医生想了一会儿说：“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比大多数士兵手下死的人要多，但比一个轰炸机飞行员要少吧”，“至少要比广岛上空那架飞机的飞行员少吧，我心里暗暗偏袒着自己”
这真是一份惊险刺激的职业，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还真不好坚持。韦斯塔比医生去美国学习时，推荐信上说他“是技术出众的外科医生，也是噩梦般的合作伙伴“。他和那些在心脏外科史上有开创性贡献的人一样，是制度规则的挑战者和破坏者。所以书中他对英国现有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和官僚制度进行了抨击，认为现在的制度阻止了当年那些有激情有创意有担当的优秀医生的出现。
对此我倒是不完全同意
当然过分的循规蹈矩肯定会妨碍新技术的产生，也会耽误一些病人的抢救。但是，医疗是一个过分不对等的行业，普通人没有医学知识，在医院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医生处置。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医生大多是好人，但有时候也免不了有一些败类混迹其中，能保护病人的也只有各种规定和制度，以及行业自律。即使这样，还时不时有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发生，比如前不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所以现在我倒是越来越喜欢Balance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平衡，也可以理解为权衡利弊。这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又哪里会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