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读后感
行 之
我徐徐地翻开书，文字却尽是生涩，我一字一字地啃过去，看过很多遍，愚钝之中才慢慢领悟到了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真谛。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需要新史观。”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我想这也定是文学的意义，文学产生于时代，并深深地反映时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社会的巨变，文学深深地立足于社会变化并反映出社会变化在文学上的影响。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打破昔日那面一半像教主、一半像打手的神像，刻画出了鲁迅的另一幅深陷精神痛苦的激愤面容。这个“新的鲁迅”迅速打动了无数热忱的年轻人，他们常常毫不犹豫地借他来阐明自己的内心积郁。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热忱的年轻人，却不再满足于仅仅从鲁迅那里感知痛苦了。越是体验当代生活的扑朔迷离，越是窥破“现代化”崇拜的无谓和虚妄，他们就越希望从鲁迅身上看到别样的姿态，特别是那种背负着失望和幻灭、却依然“举起了投枪”的姿态。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了，他不但深怀着真实的痛苦和悲观，更实践着同样真实的“绝望的抗战”，正是这特别的抗战的精神，在七十年后激起新的共鸣，也同时造就了新的“鲁迅研究”的萌芽。
文学以独特的学科特点面对社会问题，探寻人们内心的追求。
如果将1932年周作人去辅仁大学讲授“新文学的源流”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那么，这个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不大安分的，它总要和对某个更大的事情的关怀站到一起。三十年代中期，胡适、郁达夫和周氏兄弟这些彼此已经不再视为同志的人，会合力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四十年代，朱自清所以不辞疲病，竭力争取将“新文学”列入大学国文系的必修课程，就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不仅仅关系到文学的方向，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方向。同样，八十年代年代思想解放之后，现代文学研究会那样新潮迭起，远近波及，这个研究对象总共才三十来年、几十个作家的范围狭小的学科，竟能吸引那么多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也就是因为这个领域的里里外外，栅栏都很低矮，你很容易就能跨越过去，自由往返。即便是八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集到“审美”的旗帜下面，似乎是要新立一道“文学”的围栏了，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其实是要打开更宽的通道，恰恰在新旗帜的猎猎飙声中，跨越和往返更为频繁。看起来，这“不安分”的确已经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它不像毗邻的学科——例如古典文学研究那样沉稳、安静。现代文学研究总是情不自禁、也不自量力，要去碰撞那些烫手的社会和精神难题。
文学立足时代，我们应该坚守本心，去尝试更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