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读后感
老张说：在网上看到沈琦华的短文，谈及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使我对联大和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上学记》网上评论中，有些人的摘读也很有深度，便决定买来这本书阅读。同时把其中两篇短评跟朋友们分享。
前一代和后一代
---沈琦华
何兆武先生去世了，他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前段时间，我偶尔翻出夹在《上学记》里何先生写给我的几通信。何先生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译者，他特意在卡片上写了书中一段康德的话赠我留作纪念。又想起先生，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我认识何先生比较晚，十多年前，他的口述历史《上学记》甫一出版，便轰动读书界，这是先生口述访谈整理之作。我去采访何先生，请他谈谈他在西南联大七年学习期间的见闻。何先生极其谦虚，他说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踪无迹。
不久前，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我又想起当年何先生和我讲西南联大的那些事情。当年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力学家周培源，任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他的班上，尽管只有8名学生，就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何兆武跟杨振宁不在一个系，也不在一级，因为杨振宁是当时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之一，所以何先生说自己算是认得杨。
联大学生没事就到昆明大西门外的几十家茶馆喝碗茶聊天，价钱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在茶馆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独创性），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何兆武说，后来他想明白了，年轻人大概需要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本来就是后一代胜过前一代，你后一代永远趴在前一代的前边磕头，那你还有什么出息。”
怀疑和追问
---Allison
《上学记》看完以后，我老有种感觉萦绕很久，但是不知道怎样表达。怎样说都跟我感受到的不太一样。怎么说都只是一部分。今年，从一个大企业里辞职出来，做一种接近公益性的工作，从那种凡事都求利润回报的气氛里脱离出来；周围的人更加多样化、思想更加自由，这些，可能都促成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读这本书会更加有感触。当然，在这同一个节骨眼上，我还在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还看了Sue Williams的三部曲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这些片段、字句，都不断在互相冲撞，让我这些天颇不平静。
这本看似散乱的访谈书，其实一直围绕的是两个主题，就是“自由”和“幸福”。何兆武不止一次的说，幸福感有两个前提，一是觉得整个社会会越来越好，二是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好。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正是战乱不断，可是，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总隐隐约约觉得，战争一定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另外他还提到他与生平很佩服的王浩争论幸福的问题，幸福不是happiness，而更接近于blessedness，并且，不经过怀疑、拷问和扬弃的信仰也不是幸福，必须是“通过苦恼的欢欣”。这一次是他说服了王浩，心里很高兴。他提到说，王浩一生都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也就是找出生的意义，所以学了哲学，但是，他到最后也没能回答这些问题。在海德堡，他一个人去走了“哲学家小径”，问什么感觉，他回答：From Nothing to Nothing.
很巧的是，前一阵AG准备他的系列讲座《吉他上的巴洛克》，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和艺术来看，很多人推测那时的人们幸福感是比较强的。至少他们是在非常努力的追求“快乐”，也不乏怀疑和扬弃。那时的特点也是战乱不断，“宗教、科技、阶级、政权，一切都在重新洗牌之中，没有安全感”。同时，人们也可能隐隐约约觉得未来是更加美好的吧？
照这么分析，恐怕现在的人们普遍缺少幸福感。从整个社会来看，人们超英赶美的热情年代早已过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鼓舞人心的远景目标，已经渐渐失去了鼓舞作用，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出现的问题上，很多问题是非常深层的，还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恐怕很多人心里，并不觉得整个社会会越来越好。从个人来说，努力上班挣钱，买房买车，能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很难说。过去房屋产权70年，人的一生，除去婴幼儿和老年，有效的人生还不到70年，不过是个租户，物质上的满足是很难给人带来幸福的。精神上呢？如果没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谈何得到幸福？尤其是，如果看不到有得到自由的希望，如果看到大部分的人们是愚蠢和低俗，谈何幸福？或者再退一步说，如果人们就是愚蠢、低俗和短视，天晓得，他们是否能得到幸福？
另一主题词，就是自由。学术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过去中国的文士，都是有些劲儿劲儿的，不修边幅，“犬儒”的很。书里写刘文典见到蒋介石的时候，蒋说，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敬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结果被关起来了。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像北大的兼容并包，还有西南联大这几年，都是知道你厉害就请过来，你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没有条款限制的。学生也是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所以那时候出了一批特别耀眼的优秀人才，后来再也没有过的。想起胡适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唐德刚试探的问，至少可以搞点自然科学，胡适有点蛮横的说，“自然科学也搞不好！”
书里提到，建国前的图书馆，不论大小，都是可以自由进去翻看，非常方便。后来，他一个搞研究的老先生，还不能允许到里面翻看，而且，借阅台湾书还要写个申请让党委批。这样，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建立很多屏障，知识的自由传播被屏蔽之后，我们渐渐的落后了。互联网万岁，google和维基万岁，向盗版碟商致敬！不过，就像那次梁文道说的，我们被切断这么多年后，我们视野和脑海能够想到的，去主动搜索的，已经被规定，尽管我们可以获取我们想到要去获取的，但那些我们从未知道的呢？
这本书的执笔文靖，是研究生时的同学。平日来往不多，只知道她是哲学系，好像是搞思想史的。毕业后，她去了三联我简直羡慕极了，我高山仰止的一帮人，沈昌文、董秀玉等，对于她来说都是熟人，还有这种连续两年去采访何先生，跟一个这样的老人聊天，如果我也能做这些，简直就别无所求了。
她这次写的后记，于我也感触很深，读到“梨子和坦克”的故事，我也几乎要落泪。我们这一代人被人说应该是最幸福的，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快乐。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到长大后面临的环境，都决定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功利的，非常被动的，也是非常愚昧的一代。一些历史被很小心的保护起来，八十年代或者更早的自由思想的一些碎片，只是依稀留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发现被掩盖的真相？令我不寒而栗的是，我们这一代正在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陈丹青在《退步集续编》里，提到一个学生曾经向他发问，有点发急：“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他心中一定是非常之悲凉、非常之绝望。
从而，我们也不太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无从知道。最近AG总是痛心的说，我们差的太远，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谈什么都为时尚早，何时，我们的“人”能先“完整”起来？
文靖最后写到，她终于明白了康德所谓“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那句话的意义。我也似乎又明白了一些。拜此书所赐，我似乎开始了一个旅程，一个怀疑之旅。
引用T.S Eliot,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 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 if we live to the end, 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