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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有感

2021-02-12 08:52:10  本文已影响人 

读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有感
 

“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我仍奉信理想主义。”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提起周国平先生,但也无法确切指出这是第几次提起,从初中时我就匆忙的浅读过周国平先生的书,诸如《守望的距离》、《爱与孤独》等,第一次读的时候具体有何收获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像是遇见了世间珍宝的那种欣喜,当时其实已经认识到我大概是无法完全理解书中的意思,已经有了日后要再次阅读的觉悟和准备。

为何说是匆忙接触,大抵是因为那时候作为学生正经的阅读时刻都在阅读教材,在公交车上又忙于与朋友热聊,早晨也鲜少早起,夜间又有课业要完成,于是便把阅读的时间穿插在了每个缝隙里,在这样并不算囫囵吞枣的阅读下,我逐渐对幸福、人生以及死亡等宏大的问题有了一个些许模糊的概念,即我的人生终会面临此类问题,现在在书中收集到的“教导”仍需要日后再反复体会。

周国平先生的《岁月与性情》是第三次阅读了,是自传,我并非推崇个人崇拜,也鲜少了解我喜爱的作家与诗人的平生故事,很多故事大多是在作品中被作者带过,但读书又像是竹篮打水,很少能满载而归,书中的内容和观点我都很少能一一引据,更不用说作者们通常一笔带过的生平。可放到周国平先生身上来说,我读这本自传的意义在于,对于其作品中探讨的哲理,我认为是需要了解这个人本身以便更好的解读文章中的意味。

本书分为四部:“第一部 儿时记忆”、“第二部 北大岁月”、““第三部 农村十年”、“第四部 走在路上”。

第一部“儿时记忆”主要叙述的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非常明显的是作者对其童年回忆以及对童成长中某些问题的所思所想,另一个不那么不惹人注意的就是潜藏在家庭关系中的女性形象。

“童年无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为写在白纸上而格外鲜明,旁人觉得琐碎的细节很可能对本人性格的形成发生过重大作用。”

童年这个词语我可能用的不是很确切,因为它叙述了从作者幼儿园到高中的故事,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更多的是作者对影响儿童性格以及成人分配荣誉的一些叙述。在没有真的亲密接触小孩之前,我对儿童的概念很模糊,我始终对与其沟通和亲密接触充满了毫无安全感和稳定性的认知,对儿童具有怎样的性格更是无从知晓。

在众多决定儿童性格的定论中我其实更倾向于首要认可家庭环境的影响,即儿童性格的发展是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的,家庭对儿童性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现在我也仍这样认为,但现在我也认识到外在环境的“第一次”对儿童的冲击与影响,孩子在对外社交时得到的第一反馈是极有可能决定其日后是否信任外在环境以及他/她以怎样的表现应对外在社会,即儿童也存在人类面对陌生环境的同样的谄媚感知:依靠外在的回应去判断自身该如何表现。第一次被拒绝的孩子显然比第一次就得到强烈回应的孩子更需要进行开导从而尝试第二次对外社交,即使是仍在智力发育时期的儿童也会进行自我定位,“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态度是能被感知的,无论是通过客观清晰理性的分析还是较为模糊的感性或直觉。在白纸上不慎滴下的一滴墨,也会因为那是一张白纸而显得十分刺眼,而这张会急速渲染的白纸,就是儿童。


“我的乖一开始可能源于怕羞,因为怕羞而只好约束自己,后来却更多是受大人们夸奖的约束了,竭力要保持他们眼中的乖孩子形象。”

其次是,儿童仰望成人,这是生理和心理上必然发生的事情,体力发育完全的成人是很少能体会无法撕开食品包装袋的无奈、无法提起满载食品的购物袋的弱小,当然也是很大程度上无法感知和敬畏自身无需努力就能形成的儿童心理上对于成人的仰望和喜爱。成人拥有体力和智力上的优势,却将其对儿童天然形成的权威不自知,儿童在适应成人规则时通常被理解为:儿童在给成人生活制造新规则。但实际情况是,儿童并不足以或者不会去制造规则,其大多数行为系为生存而适应规则,哭闹是停止饥饿的手段,撒娇是满足欲望的办法,沉默是应对情绪的计策......儿童会想出办法,而这个办法其实是在适应成人的规则。所以有时候我常思索,我要做怎样的大人,去回应这份天真和我的特权,但我想了想也觉得很可笑,身体和年龄并非判断成人的标准,我又从何要给自己冠上能负担儿童性格的高帽子,无法成为大人的大人那么多,为什么又觉得儿童一定是儿童而将二者的身份认定为绝对的优劣呢?如果我能把我消耗在抗争男女平等的力气与思想同样的适用在与儿童相处上,即我与一个体力与智力与我存在客观差异的人类相处时,我将选择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去应对,我想,这将会是一个更好的答案。

再次就是第一部中非常隐秘的现象,即作者对女性在婚姻中的部分描绘。文中作者在得知自己的母亲是大影星周曼华的结拜姐妹而感到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这是作者的描述。我也曾在初中时为了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而写过母亲这个话题,我说“母亲的心脏似乎每一秒都在做着剧烈的奉献运动,而我毫不在意的在上面呼啸而过。”认为“母亲”是天职,好像是大部分孩子的想法,张嘴喊一声“妈妈”似乎就有了理所当然被照顾的权利。但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更令我厌恶的一个经历,就是高中全校组织的大型感恩母亲的活动,活动主持人号召全校众多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下跪感恩母亲,我认为亲情中的感恩在大多数正常的家庭关系中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觉得将一个人塑造成具有无私奉献义务的主体然后加以赞扬的时候,这场下跪就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精神强奸,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母亲,因为当一个母亲不可以因为私欲而拒绝为孩子牺牲时,只会变成孩子和母亲之间更大的桎梏与深渊。

也正如作者在《父与子的难题》一篇中所阐述的观点:“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对他不利。”因为自出生起的成长环境便建立在看似“你强我弱”的分配智力、体力和权威的环境下,孩子天然分配为较弱势的一方,所以父母的脆弱和伤痛似乎只能被描述成栅栏缝隙的瞥见,只能成为孩子暗地里惊恐的发现,而泯灭一个人脆弱和悲伤的资格,这必然就是赤裸的不平等和物化,无论是在社会关系还是在家庭关系中都是如此。我认为,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也是不能被物化的,爱是一场心灵与心灵互动,而绝非预设好结果索取和付出,而这场互动最不讲究的就是智力与体力的分配。并且,我越长大越认为,了解父母的脆弱和悲痛,并不会造成父母形象的坍塌,反而会使有同理心的孩子学会用爱去同等的回应这样付出的父母,而这样的心理变化是利于儿童成长的。我也从始至终都觉得,爱绝非所谓年长者一味逞强式的对弱者的爱护与包容,而是一场互相选择的终身陪伴。

看第二部分北大时光的时候我落泪了很多次,并非受了什么煽情语句的影响,作者也并非出于煽情的用意描述,只是看到郭世英的逝世时我便对人性的恶产生了本能的厌恶和悲痛。作者本部其实多在讲述其与郭世英交友对其自身带来的重大意义。即在大一时期,郭世英做了作者的领路人,从《牛氓》到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普希金、科罗连科,到那些干部才有资格买的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到最后使作者完成论文的尼采,郭世英便是作者学会辨别珍宝和垃圾的资源提供者。作者是这样描述郭世英的“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但从文中看来,这样的人在思想运动极为动荡的时期是十分危险的,最开始遭受迫害的时候世英是不屑的,而最后却在迫害下被迫付出了思想和生命的代价,最让我痛心的并不是生者的逝去,而是一个具有“真诚、精神性”品质的人对自身精神的压制和贬低,即真诚和精神试图屈服迫害于此的愚蠢。当然,我见不得真诚被愚弄,尤其是文人的真诚。我对郭世英的大部分个人形象来自于作者笔下的描述,也就是那个作者笔下自由且真诚的人使我感受到了愚蠢的代价,让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得到了只有死亡才能解脱的束缚,这便是大局势下的“恶”,而无力反抗的真诚和自由,最终选择压制内在的真诚和自由时,才会产生戏剧性的悲痛。使人感受最深的是掌权者和局势的追随者并非需要以生命为筹码,他们只要拥有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自我标准的权力,就有权决定谁是异己,而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清高,便是当时最好践踏的权利,即便他们自身的权利也来源于其拥护的权力者思想的“真诚与自由”。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发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然而,惟其如此,就更可哀怜。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原罪与忏悔》

郭世英的诚实和善良是人性的光华,而将其人性归类为优劣的是阶级,让痛苦产生的根本原因即是将丰富多彩的人性打上统一的阶级烙印,毛泽东曾有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我与作者秉持同样的观点,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儿打?”如果让阶段统治人性,即人性并非自身属性,而是社会义务,人人走入社会就必须符合统一的阶级特征,那阶段与专制又有何区别?郭世英因其真诚,所进行的并非无法触及内心的表面敷衍与思想更正,而是“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


“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郭世英逝世后,周国平先生说这一生梦到最多的是郭世英,这真应对了本章最后的李贺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

第三部“农村十年”和第四部“走在路上”我认为看起来较为连贯,因为尔后描述的都是作者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而非处于童年时期或学生时代这样具有明显特征的社会群体阶段,章节之间便不再彼此割裂,反而显出前因后果的联络。而该部分章节所探讨的婚姻和写作却因为是我永恒关注的话题,反而使我并不想这样平白的陈述,我想日后写些故事,去真诚的表达我的观点。

说到最后,书确是洗去浮华和审视自我的明镜,借用周国平先生的话“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对我来说,阅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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