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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留守记》读后感

2021-01-10 10:32:31  本文已影响人 

《武汉留守记》读后感

看了这个题目,都知道我是在套用鲁迅文章的题目。不过,今天,用在读雪峰先生的《武汉留守记》上,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雪峰这本书,武汉封城后就开始动笔,一直记录了武汉疫情期间他在“围城”中76天的心路历程。据聂震宁先生统计,围绕疫情,中国出版界先后共出版了600多种相关的图书。虽然我没有详细研究,但我相信,在全国各地出版的有关抗疫的图书中,这是一本唯一来自武汉疫区中的出版人的自述。所以,尽管出于某些原因,书稿被删除了不少内容,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十余万字文字,还是能够触摸到在那难忘的76天里,武汉这座城市的脉搏,以及作者本人心潮起伏的频率。

这本书没有宏大叙事。文中既没有正面描写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详细情景,也没有正面描写医院里医生如何救死扶伤的紧张过程,当然,也没有病人辗转病榻的悲惨场面,更没有敲锣、撒钱、跳江、跳楼、跳桥、自缢的极端事例。买菜、做饭、购物、送爱人上班。为能吃到热干面而欢呼,为买到一袋小龙虾而兴奋,为朋友寄来的一箱橙子而感动。这些平时看来太普通太普通的琐事,但放在被封城的武汉,一切都显得那么难能可贵。那个一次又一次冒着危险送妻子到医院上班的丈夫,四处奔波寻找一家人生活用品和药品的男主人公,为全家人的饮食而学习厨艺的出版社总编辑,义无反顾按时上班去救死扶伤的女医生,还有那个初学作文写下人间大爱的“小祖宗”。通过作者娓娓而谈,你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辛酸、无奈,甚至是恐慌,当然,也感受得到主人公的坚强,克服困难的决心,还有,对政府,对生活的希望。

当然,感动人的是书中的一个又一个细节。如他为了一盒儿子爱吃的四季美汤包,一条鲜鱼,一包热干面,作为家中的“爷们”,是如何“奋不顾身”地一次又一次四处寻找。如他奔走在一个又一个超市中,拎着抢购的大包物品,步行或者推着车子走几公里,以至于累得瘫倒在床。为了让一家人改善生活,他经常下厨操刀,以至于被热油烫伤。为了支持当医生的“内子”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步行接送妻子上下班。还有,封城后不断飞涨终又落下的菜价,窗外的鸟啼,天空中的春雷,记忆中武大的樱花,还有第一次吃热干面的感受,开城后走进地铁站时的感动,被困在城中的雪峰,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微的笔触,传递给读者疫区现场的真切氛围。

当然,这本书也侧面描写了武汉战疫的全过程。从封城到封小区、封楼栋,从打破了车窗的志愿者,到出版局机关大院里的后勤主任,从市政府给医生家属的一封信,到外地赠送的一棵包菜,还有,那空中隆隆飞过的军机,陆续关仓的方舱医院,到武汉解封,那逐步恢复开动的公共汽车、地铁和水上航运,那可以让人进去的大商场。这每一微小的变化,对于围城中的上千万武汉人而言,当时都是牵动人心的。这些变化,雪峰按着时间的顺序仔细勾勒,还原了封城中的武汉的精神面貌。

雪峰在书里写到某一位领导去了海南,我知道,他写的就是我。但是,因为有雪峰这样的同事,还有小区的邻居,我虽然离开了武汉,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段时间内武汉的呼吸,武汉的表情。说实在的,我是噙着热泪读完了雪峰这本书的。因为,我与雪峰和几位同事办有一个“出版六家”公众号,因此,我们在微信群里,有着不间断的联系。他在书里所写到有些事情,我们在群里曾经有所交流,这本书里他可能写了但没能存活下来的那些往事,我们在群里也曾讨论过。庚子年的武汉记忆,确实有太多太多让人泪奔的故事。譬如书中写到的那些因病逝去的一批精英和专家学者,譬如李文亮,譬如武汉市民在窗口高唱国歌的情景,还有那时人们创作的一个又一个段子。

正如雪峰所写,他的“内子”在医院,所以,早期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预警信息。在我的手机里,还保留有他当初发给我们的这两条微信:

内子上了发热门诊。一上就是24小时,穿得跟核反应堆工作人员似的。(1月21日)

说实在的,我们当初对他揿下的闪烁红灯并没有引起警觉。因为我们都是看《新闻联播》和读党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相信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当时,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世界人民觉得中国是疫区/全国人民觉得湖北是疫区/湖北人民觉得武汉是疫区/武汉人民觉得汉口是疫区/汉口人民觉得海鲜市场是疫区。”我们这些生活在武昌的人,觉得病毒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当时,百步亭举办了百家宴,省委省政府举办了春节晚会,主流媒体上先是辟谣后是说“可防可控”。至于有人说汉口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感觉这一切都像在说隔壁老王家的事。除了病患和家属,整个武汉市,大多数人该吃还在吃,该玩还在玩。1月16日,我还去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附近的一个单位开会,同去的司机还在大街小巷走动。不过,我的儿子在香港工作,他在媒体上看见了很多关于武汉疫情详尽的报道,那上面有当时认为是不怀好意,夸大其辞的数字。本来他们夫妻俩计划一起回到武汉过年的,但风声日紧,只好改变计划,但他要求我们也一定要离开这里,并且自作主张为我们订了去海南的机票。

后来,武汉医疗挤兑的情况大家都从媒体上看见了。我退休后返聘单位的一位同志,一家几口都患了新冠,本来是水果湖首脑机关的,结果四处托人,仍无法住进医院。直到建了方舱,医疗资源缓解,才得以安排进去治疗。在那个时候,出版社的一位同志,一家人住不上医院,在互联网上发帖子求救,碰巧被我在手机上看见了。我转给雪峰,请他这位总编辑出面救人。这位同志其实当时已经调离开这家出版社了。雪峰没有推辞,四处找熟人和关系,给他安排医院。后来他给我发来短信,已通过了三条不同的渠道找人,应当说,住进医院是大有希望了。

大家知道,电影导演常凯的父亲,本来是同济医院的退休员工,但也照常住不上医院,一家人命丧新冠。我的一位同事的战友父亲,开始天天拖着病体去医院打针,后来因为没住上医院对症治疗而去世。我原来所在出版社的一位社长,节前离开了武汉去了岳母家,结果大年初一在外地新冠发作,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由于当地医院救治得力,死里逃生。如果他留在武汉,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毫无疑问,与常凯一家的命运差不多。当时,武汉市长在电视上介绍武汉有500万人在封城前外出,网上曾引来一片非议。但从现在看,如果这500万人都还留在城内,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医院资源,都是不堪重负的。因新冠死亡的人数,恐怕在现在的基础上,还会增加不少。病人的跨境转移,唐山大地震时已经试过;现在欧洲的很多新冠病人,也是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治疗。

那位四处求救的员工,因为雪峰等的不懈努力,后来终于得到了救治,转危为安。雪峰在书里没有写到这个故事,可能他做了太多的工作,这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他大约已经忘掉了。

疫情结束后,武汉开城,我回到武汉,见到很多的同志,他们描述当时城内人们的焦虑、恐慌,长夜难眠,认为自己至今心理上还存在着阴影。所以,读雪峰的《武汉留守记》,感受他在最困难时期的坚毅、勇敢,听之任之的泰然,更加为之感动莫名。用一句套话,个子本来不高(1.65米?)的雪峰,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变得“伟岸”起来。当时,我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我身边的其他人,至少有两个人,曾告诉我在疫情期间,他们家的“爷们”吓得连门都不敢出的情景。所以,如果不是雪峰本人写在书中,他以男子汉的责任感,出版人的职业精神,义无反顾地照顾家人,处理公务,坚持写作,做网络直播,我不会知道这位瘦小的男人,危难时刻,是那样的从容不迫,成为家里的擎天柱和单位的顶梁板。

新冠疫情这场席卷世界的世纪灾难,文学史上将来一定会留下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薄伽丘的《十日谈》,它们因为对当时的疫情或真实或抽象地做了形象描述,至今这些作品仍冲击着人们的内心情感。作为纪实文学,正面描写抗疫战场的英雄事迹,四面八方支援武汉的无私壮举,团结人鼓舞人,是有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雪峰这种个人视角,零度叙事,把一家人生活中的点滴纪录下来,有些像那位犹太少女安妮躲在阁楼上写下的日记,尽管平凡,但更加感人至深。虽然这些琐事在平时看来不足为道,但在特殊的时期,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无助,获得解决时的欣喜,却折射出人性的光芒。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个人叙事更有温度和可触摸感,既有文学价值,也更有历史意义。将来如果后人研究这次疫情,雪峰的这本个人信史,一定会成为专家案头的宝贵资料。作为武汉人,在疫情期间也曾关注着城内发生的一切。我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很多催人泪下的事迹,有很多应当让人记取的教训,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没有呈现,以后在适当的时候,雪峰可以修订本书,让它变得更丰富更全面。

当然,尽管这本书因为适应需要,编辑和出版社做了很多的瘦身工作,但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仁,那位主动约稿的李清霞总编辑。如果没有他们本着出版人的责任感,及时地约雪峰写下这本个人自述,2020年新冠疫情中就会少了出版人的声音。所以,我在前面用了这个题目,是要说明,有了这本书,历史就会记住出版人在庚子之难中的苦难和曾经的努力。有了这本书,当类似的灾难再冒出苗头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会相信内心的选择和常识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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