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再徘徊》读后感
作者：杨偲琦
人民公社，始建于1958年，到1984年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人民公社化运动，原本是为了尽早实现共产主义而发起的一场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几乎席卷整个国家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历史不再徘徊》大部分都是从农村与农民的角度，运用大量的史料，呈现出人民公社之下农民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追捧的原因。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
众所周知，号召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是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的比例，降低资本主义比例[1]。而作者则根据史料，分析出了推行人民公社的更具体的原因：一是饥荒与农业合作化的刺激。个体单干所生产的东西远不及集体农庄，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2]，因为每个农民的几亩地既不能自己修建水利，也无法使用现代化的机械，自己的土地无法供自己生活时便只能出卖自己的土地，这也就造成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尽管当时的农民可能并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由于共产党在农民之中的威信，使得他们仍然愿意参与到公社中去，加之有些去过苏联的农民们亲眼见到了他们的集体农庄拥有几十万亩土地，用着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耕地。当这些之前只懂得一亩三分地的农民突然听说了一个这样美好的世界，其向往之情可想而知。二则政治上的大发展给了共产党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信心。万隆会议与日内瓦会议使人们认为至少会有10-12年的和平，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中国的粮食年产量可以达到五千亿公斤而不是原先预想的三千亿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一亿二千万担而不是原先设想的五千六百万担[3]。在1955-1956年里，共产党的冒进倾向就已经明显体现了出来。1958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人民公社[4]。
作者认为195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人民公社的由荣而辱、包产到户的由辱而荣，实际上都是从这时开始。[5]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李云河和他的下级戴洁天去乡下考察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却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消极情绪是如此的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他们就试图推行“包产到户”，改变生产效率低下的现状。从此“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出现了。
二、人民公社下农民的生活状况
理想状态下的人民公社，应该是大家一起干活，创造生产力，吃大锅饭，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平等的回报。然而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却极大的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当时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还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大家一同干活一起吃饭，只会使大家消极怠工，因为所有人得到的回报都是一样的。因此人民公社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另外，在这本书中，作者进一步提到了人民公社这一制度下农民权益的损害：一是全部公有化损害了农民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权利，而且还造成了本拥有的财产的损失。人民公社的显著特点就是“一大二公”，全面的集体化公有化，使得原来农业合作社的最后一点个体所有制的残余都消失殆尽，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果林以及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都全部收归集体。粮食上的“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而1958年兴起的大炼钢铁的风气，更是使农民们将自家的许多东西都拿去做了炼钢的材料；他们还需要出人力参与炼钢，又因为不能及时收割地里的作物而造成收成上的损失。后来省委书记们纷纷承认，由于没有好好地收割，“浪费了一些粮食”[1]。二则人民公社中的干部较之普通农民，处于优势地位，这些干部往往能够操控农民具体的收益，私自扣发本该属于农民的东西成为常态。到1958年秋，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已经有两万六千多个。作者在书中说，每一个乡下的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所有人共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共产风”的煽动者，农民的房屋桌椅、锅碗瓢盆、鸡鸭猪狗，都成为了“共产”的对象，连银行的存款都被拿去做“投资”。
书中仔细描绘了人民公社之下农民生活境遇的凄惨，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人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竟达一千五百万人。绝大部分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一角钱。许多人依靠卖血维持生计，甚至有刚生完孩子不到一个月的产妇去卖血在回家的路上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还有家庭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充当食物。平均每家只有一条被子，由一家五个人共用……这段时间人民的生活状况，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三、为什么“包产到户”的推行一直遭到反对
（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人们一直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人民公社，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符合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大家都热切期盼共产主义的实现，期待着那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因此一切不符合共产主义的东西都应该遭到反对。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李云河和他的下级戴洁天考察农村之后，大胆推行了“包产到户”，希望以此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遭到反对。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浙江三个跃跃欲试的包产到户理论家都以被批而结束，四百多万人受到牵连。任何宣扬“包产到户”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想要复辟资本主义。而农民虽然利益遭到极大的损害，心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却仍然战胜了对现实物质的渴望。而一些干部即便是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弊端，这一制度并未使农民丰衣足食，但想要动摇这一伟大的政治理想，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二）“包产到户”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
作者在书里提到的，人民公社之中的干部，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权力，克扣农民本该得的东西，事实上干部和普通农民的贫富差距相当大，在分配上，占公社人数百分之七的官员占有了百分之十到三十的收入。农民眼里，人民公社的干部是最耀武扬威的人……他们应该做什么工作由队长来分配，如果有不服管教或者工作热情不足的社员，就可能被扣除工分。而这些干部们足够相信公社制度的尽善尽美，希望以道德的力量而不是利益的动机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1]。然而事实上，这些干部的利益已经与人民公社紧紧绑在了一起。国家的运行需要一大批的官员干部，然而国库却没有足够的钱粮来支付这笔费用，于是便开辟了直接占有社员钱粮的方式，社员们不仅要交税粮，还要负责承担起当地官员的俸禄。陆学艺在陈集公社的调查显示，1980年这个公社共有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缴纳自己收入的10.83%，作为1766名官员的补助。而其中一大队七十五名官员获得的收入，竟占了全部收入的19.1%。账目上所写的“其他”一项，大部分被用在了官员干部的吃喝上。发展到后来，享受着补助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比旧时乡村的保长保丁数量还要多。
而这些官员干部因为掌握了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掌握了最有效的武器。政治上的异己或者平时比较刁钻的农民，在年终分配时就很有可能遭到克扣，甚至取消参与分配的权利。
一旦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的劳动成果归农民自己所有，这些官员干部的收入就会下降不少，也就少了一种用来打击异己的方式。因此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共产的旗号，阻止包产到户的实施。
“包产到户”
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相当丰富的史料，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历史。作者在后记中说，写作这本书时，他追求的是“无一字无来历”。人民公社发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的是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然而它造成的却是一场大悲剧。事实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并不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路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也证明了1978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正确性。当今我们更应该吸取人民公社的教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