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里的耳环》是以色列女作家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自传小说，她通过平实而细腻的文字，描写了20世纪中叶欧洲犹太人悲惨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通过二战中自己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读这部小说时，我仿佛置身于那狼烟四起的氛围和炮火连天的岁月中，我仿佛回到了二战时期的欧洲，和主人公拉海尔一起过着颠沛流离飘忽不定的生活，从她命途多舛的坎坷经历中，我品味到一位坚强女性的品格特征。这部小说的传神之处在于描写精细，在读的过程中，我产生了通感，我亲眼看到了集中营里的电网、毒气室和焚尸炉，亲耳聆听丧失亲的的犹太人绝望的哀号，亲身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
《地窖里的耳环》除了描写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大虐待以外，还描写了作者和母亲、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亲情。残忍的纳粹德国破坏了每一个犹太人的正常生活，却从未打破他们团结凝聚的心。在催赶上路的皮鞭下，是他们紧握的双手;在怠工之惩的酷刑下，是他们相互替代的身影;在焚尸炉前的黄泉路上，他们用友爱战胜了自己的自私;食不果腹时，他们互相谦让，主动把食物让给奄奄一息的病号吃，为的是不被看守发现而被送往死亡之炉。拉海尔刚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还未等从父亲病逝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她便和母亲迅速分开，母亲随即被送往焚尸炉。在广场点名的混乱中，拉海尔和她的小妹妹阿达列冲散了，她的大妹妹哈娅也因胆结石被送往病号区接受火化。她的生命如同一只风筝，风筝的线掌握在纳粹德国的手中，唯一的逃离的方法是间断丝线，才能获得自由，这便是死。很多忍受不了压榨的犹太女人都选择了痛快地死来一了百了，她们看到有一个人在广场上被电网击中之后，便假装去救人而相继扑上被电者的躯体，通过高压电结束自己的一生。死是一个解脱办法，但她不能剪断生命之线，因为她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离散的哥哥，为了她们，为了生存和犹太复国主义，她要与纳粹搏斗，与死亡抗争。怀揣这样的信仰，她坚定了生的信念。
在接下来的想方设法的逃离计划中，拉海尔表现出了坚如钢铁的意志。面对冰冷阴湿的黑夜，深陷狭窄的死亡阵营。与死比邻的生、与家人离散的痛苦，每一次都如此凄厉惨烈。拉梅尔默然的流泪，却没有如泣如诉的呻吟，她坚强的活着。皮鞭无情的抽打，她没有哀号一声;冰天雪地里的劳动，她毫不畏惧。她在用实际行动向纳粹党证明纳粹人的悲哀，如同《红岩》中齐晓轩的微笑，昭示着黎明前的黑暗，阻挡不了胜利的曙光。拉海尔终究逃脱了出来，用她和她同伴的机智勇敢躲过了德国、俄国、英国三只军队的看押，逃到了她梦想中的以色列基布兹。她的经历让人佩服，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年代，经历着她所经历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关于本书的题目《地窖里的耳环》，作者说“我选择‘地窖里的耳环’作为标题，以纪念我和母亲在家中最后的时刻。”这最后的时刻是指，母亲预见到他们将被赶出自己的家，于是带着三个女儿到地窖，将自己所带的耳环除下，放在一个管子里，并将管子埋起来，以便战争结束后她的女儿们可以用这首饰重新开始生活。作者怀念她的母亲和她的祖国——严格说是以色列，因为犹太人亡国几千年，漂泊几千年，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容身之所，来抵御周围民族的歧视和杀戮。
以色列的复国运动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支持，因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很多层面上可以产生共鸣。二战中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跑到上海来，受到了善良中国公民的庇护，当时上海已被侵华日军占领，日军受德军的鼓动也对犹太人实行迫害，把他们驱赶到一个围墙里关押起来。许多上海市民冒着生命危险把食物从围墙外扔进去，使得大批犹太人存活，这些犹太人日后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中坚力量。所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因为我们和他们遭遇得太像，也同样悲惨。
无论是日军侵华还是纳粹德军，其所作所为无非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顽疾，只要持这种思想的个人或团体，壮大后势必对人类构成一种灾难。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其他民族是劣等的，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背道而驰。这种荒谬的逻辑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纳粹德国把宣扬德意志民族是最高尚的民族，而犹太人是狗，是肮脏的东西。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嫉恨犹太人能力高，赚钱本事大，也嫉恨犹太人的
智慧“抢走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要有德意志的剑和犁为德意志民族拓展生存空间，这一拓展就是六百万有太冤魂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