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后感
被叫魂案波及最深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机器系统，这一切最大的主观原因是弘历对自身民族性与合法性的统治稳定性的担忧，如果叫魂案确有谋划，那么这是成功的，因为它无疑动摇了权力景观，无疑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震荡，但它在弘历的利用下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工具，弘历可以说是高明的君主，同时我们可以说，这或许说明在传统人治体系中，或某种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具有相对高的控制力时，权力景观的动摇往往来自权力自身的行为，而非外部挑战。这一切更反映了传统人治的不稳定性，以及其对信息传递体系的高度依赖，至今现代政治仍然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成功的运动式治理案例，至少它从不根治阶级矛盾。雍正帝留下的制度遗产不仅对弘历来说有着巨大的价值，奏折制度和军机处也对中央集权体制意义深远，这种隐私性权力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能，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产品：政治防御与信息扭曲，现代的国家机器运行也依旧靠其变种来维持，统治集团一直需要隐私性的权力来维持体面。叫魂案所反映的“君权神授”等合法化程序在今天也更加难以动摇，现代性的制度没有现代性的内核，就只是一种伪装，但即便如此，从没有超越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跨越阶级的合法性。孔飞力所指出的“官僚君主制”亦说明君主专制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最大直接掌握者是君主，但君臣的二元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性统一并不但不能反驳，反而佐证了马克斯·韦伯对常规化与合理化权力发展的预测，这恰恰是同现代政治中统治集团内部加强团结甚至去极化的平衡以适应明显的阶级叙事这条路径在相同的线性历史必然之中。另外，第十章“权力的幻觉”，也同时告诉我们，混乱有时带来了一种非实体的，精神上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所言），一切无政府状态都具有发泄式阈值重置的功能，这种权力幻觉在后现代社会出现了更纷杂的变种，幻觉权力是官僚、资本的斗争和重组与巩固阶级社会专政以及加强国家机器的藕合手段。“损失分摊”往往多于“共容利益”，“共容利益”也往往是“损失分摊”。“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是壁虎断尾，它不带来自由，它是可控权力下的另一种对人民施加的疲劳，它分化革命，但无法抑制革命的必然，一切由统治集团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都是这个逻辑，正如舍尔所言“通过越轨行为……我们才能确立起社会服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