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瓜糖里》读后感
在我看来，布劳提根的《在西瓜糖里》其实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一书在20世纪的一种延伸。从层次性上来讲，或许《在西瓜糖里》在小说结构的复杂性上还要胜过《爱丽丝漫游仙境》。通常情况，对于我只读过一遍的书，我很少会抱着要去读懂的心态，我更享受“读”这个过程。在这本书的初次体验里，我的阅读是通过“阴死鬼”和“我的死”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互阐”或“互搏”展开的。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或许是一种近似于符号学里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但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内核在里面。而这样的虚无主义体现在情节之间的“内爆”。作为一部由“关键词”而产生的小说，“关键词”在情节的递进过程中，词本身的“所指”开始慢慢消解，而转为“能指”。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关键词的每一次使用都在吞噬着之前的意义，并试图制造新的意义。而这样的因“关键词”的“内爆”而产生的“情节”的内爆，最终结果反应在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在这本小说里的呈现都是模糊而支离破碎的。而这种支离破碎虽然看似是在“西瓜糖”这样一个甜蜜而廉价的意象里产生，而实则在我们身处的媒介社会中随处可处。用波德里亚的话说就是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的。
如何把文学批评上升到社会学批评的高度，这是很多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所努力的一个方向。 然而这个方向，很容易陷入一种“宏大叙事”的“空转”之中，以至于在“拥抱”社会学的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现场越来越远。我喜欢读姜涛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往往善于从小切口入手，而通过这样“小切口”来作为文学现场的“横截面”来进行论证和剖析，而在剖析的过程中同时施展精妙的文本细读功夫，使其不至于沦为文献的综述。而这本《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就是这样的典范。从标题上看，无论是冯至和穆旦在4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的“人称分析”，还是卞之琳40年代的文体选择，都是从个人创作的“发生学”来谈，其中既照顾了“史”的社会学因素，又合乎于“文”的独有的艺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