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许立志的诗歌作品,有种回到高中的感觉。原因有二:其一,很多诗作的风格和水平与高中刚接触现代诗歌不久的我相当;其二,所谓的“工人诗歌”或者“打工诗歌”,总让我有种高中语文必修一的教材里面《雨巷》+《再别康桥》+《包身工》三篇课文苟且出一个怪胎的感觉。诗人本就是一层身份了,还需加上另一种限定,譬如“农民工诗人”,无非是代表另一重区别,总有点儿“我们玩儿的跟你玩儿的不是一个东西”的感觉在里面。
许立志的绝大部分诗作是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完成的,他打工的地方离我曾经打工的地方大概20公里。很近,开车快的话只要半个小时。很远,我到深圳的时候他已经走了5年。我不会违心地说我跟他有相似的遭遇,从学历和工作收入这些客观条件上来说我要比他好一些,同时,他后期的一些诗作是我目前不能达到的高度。当我阅读他的诗歌,倾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相同的困惑,这使我们能够跨过时空单向交流。
车间、生产线、机台、螺丝、血……这些频繁出现在作品里的意象,是许立志生活的重要组成,和李白的酒一样。他把生活咀嚼几遍,那些无法消化的片段被吐在纸上,摆到我们面前。你伸出右手,手心向己,微微扇动,嘿!这味儿也勾搭的你恶心起来了。
这本众筹出版的诗集,其社会意义比文学意义高的多得多。自古至今,底层人的哑巴属性牢牢嵌在身上,而新中国以来,得益于扫盲工作和义务教育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文字来记录和表达自己了,这让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更多声音。诗歌不光是小资们下午茶的谈资,也是工人加班时从夜幕中拧出的下酒菜;诗歌不光摆在中产阶级的书架上,也散落在田间地头;诗歌不光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嘴里生根,也在每个人的心里生长。
车间的流水线和办公室的格子间给我们同样的摧残,双手如飞地捡拾工件和敲键盘一样都是在给社会做贡献,大家都是无产者,很容易相互理解的。
当谈论到许立志的死时,我更愿意将其死亡视为一个工人的自戕而不是一个诗人的殉道。一个诗人的死亡虽然讲起来更加合理或者易于理解,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与诗歌分开的,在他去世前,刚刚签订了一份新的劳动合同。诗人的殉道如果是夜晚的烟花,那工人的自戕则是乌云中的炸雷闪电。
新的一天开始于旧的一天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