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读后感
在某些情况下，不平等和社会问题之间显示出强有力的关联，例如收入不平等和监禁率之间的相关性，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例外。因此作者倾向于这种关联是因果关系，但却无法给出证明，只是从一般情况下，用数据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关联和背后呈现的因果性。
最近一直在提的一个词，消费降级。在《公平之怒》中也提到：“社会的物质不平等是一个骨架，围绕着这个骨架，形成了阶级和文化差异。物质差异构成了骨架，围绕着骨架形成其他社会差异”，而随后，作者也将“那些乍看上处于本能的消费欲望”归为人的“社会性”的体现，即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往往令我们获得良好的个人形象，消费主义表明了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多么强有力。而这其中所谓的消费，大概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暗示意义链一样，消费成为地位和身份的有序编码，也如同福塞尔在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观察的社会等级符号一样。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来看中国现在的消费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消费依旧会和社会地位挂钩，那么负债依旧会成为个人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由此带来的风险依旧严峻。所以消费降级的背后，在短期内会促生一些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载体，如长租房等，但现在来看，消费降级是由于诸多经济困局造成的后果，其只针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并不具备一定高消费能力的人；消费降级的核心是可支配收入，而目前消费必要支出占据大部分可支配收入。所以所谓的消费降级论蔓延，大致不过是我们把一定的生存压力发泄成为一种舆论罢了，高收入群体消费还是在升级的，而未来，和社会地位符号挂钩的消费，依旧存在。
回归书的主题——不平等。当平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心甘情愿吗？虽然书中提到了，解决不平等，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同样有利的事情，并不是针对穷人有利；不平等不解决，对全体社会成员同样有害，并不是只有富人得利。但事实上，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公民权利或人权不同，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结果，同时诉诸于我们对幸福和利己主义的现代个人主义的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