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读后感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过华清宫》
杜牧的诗句以浪漫的笔触勾勒出盛唐的奢靡,却隐去了千里奔袭背后的血泪与荒诞。长安城外马蹄脚下扬起的滚滚红尘,和当年骊山烽火台上燃起的熊熊狼烟,一起构成中华文明史上最知名的败家亡国场景之二。
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撕开历史的缝隙,让读者窥见一场“荔枝盛宴”背后小人物的挣扎、官僚的倾轧与民生的凋敝。小说通过九品小吏李善德的视角,将“妃子一笑”的代价具象为无数生命的消逝与理想的湮灭,最终叩问:当历史的尘埃落下,是否“有人知是荔枝来”?
李善德的任务看似简单——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然而,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岭南与长安相距五千余里,这几乎是一场必败的赌局。作者以近乎工科生的严谨,描绘了李善德的“荔枝实验”:路线规划、保鲜技术、驿站调度……每一步都如同精密的齿轮,稍有不慎便会崩坏。他尝试用盐水浸泡、竹筒密封、冰镇运输,甚至截枝培育,最终以“分枝植瓮,隔水隔冰”之法勉强延长荔枝的寿命。
这些细节既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暴露了权力运作的荒谬。李善德的“实验”实则是用无数人命填出的路径:累死的马匹、逃驿的百姓、被砍伐的荔枝林,以及层层加码的赋税。正如书中所言:“两瓮荔枝的背后,是累瘫的马匹、折断的船桨、耗尽的钱粮,以及无数百姓的哭声。” 当李善德最终完成任务时,他并未感到喜悦,而是陷入深深的愧疚。这种矛盾恰是历史真相的隐喻:所谓“盛世”,往往建立在对蝼蚁的践踏之上。
小说中,李善德的命运始终被官僚体制裹挟。初接任务时,他被同僚构陷为“替罪羊”;实验成功时,他又因触犯利益集团险遭灭口;最终借杨国忠的银牌调动资源,才得以完成任务。这一过程揭示了封建官场的运行逻辑:流程是弱者的枷锁,权力是强者的通行证。
杨国忠一句“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守的规矩”,道破了官场的本质。李善德前期循规蹈矩却处处碰壁,后期手持银牌便畅通无阻,这种反差讽刺了权力对规则的践踏。更可悲的是,即便任务完成,功劳也被权贵瓜分——李善德的名字消失在史书中,唯有“荔枝使”的虚名成为上位者争抢的勋章。这种“和光同尘,雨露均沾”的官场哲学,让个体的努力沦为权力游戏的注脚。
李善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胆小、窝囊,为保家人性命被迫接下任务,甚至一度想与妻子和离。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坚韧。他说:“就算失败,我也要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这种近乎悲壮的坚持,让他的形象超越了“社畜”的标签,成为对抗命运的精神象征。
更可贵的是,李善德始终未泯灭良知。当他发现运送荔枝的代价是压榨百姓时,毅然选择与杨国忠对峙:“右相可知,为了这口荔枝,多少骑手奔劳涉险?多少人为之丧命?” 这一刻,他从“工具人”蜕变为“觉醒者”。尽管因此流放岭南,却意外躲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作者以此暗示:坚守本心或许无法改变时代,但至少能守住灵魂的净土。
《长安的荔枝》虽以唐朝为背景,却处处折射当代社会的影子。李善德的“房贷压力”“职场甩锅”,让现代读者心有戚戚;官僚系统的推诿、资源的垄断、对基层的漠视,更是跨越时空的共鸣。书中“一事功成万头秃”的感慨,何尝不是对当下“内卷”的尖锐批判?
然而,小说也给予我们希望。李善德最终归隐岭南,与妻儿在荔枝林中安度余生。这并非妥协,而是另一种反抗——拒绝成为权力机器的螺丝钉,选择与土地、人情和本真相拥。正如作者借高力士之口点出的真相:“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
在史书的宏大叙事中,荔枝是盛唐的符号、爱情的见证;但在马伯庸的笔下,它成了照妖镜,映出权力的贪婪、制度的溃烂与人性的微光。李善德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丰碑之下,总有无名的血泪;而真正的勇气,或许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在黑暗中守住一盏心灯。
其实,杜牧的诗中,“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皇帝更知。其它没有机会知道的平头百姓,在荒诞的统治者眼里,或许根本连“人”也算不上吧。而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正是将镜头聚焦在这些不在正史、野史上被记录的普通官员,平凡百姓,让王朝的蝼蚁们在文学史上终于留下属于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