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十八讲》读后感
文/石岩磊
当我读到第八讲“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最后一段时五味杂陈，为中、日两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存在的差距深感忧虑。
2000年，日本的《亚洲学刊》发表四篇敦煌学论文，编者扬言：“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小本子的自吹自擂，但令人扎心的是，《敦煌学十八讲》的作者荣新江坦承：“我们读过这几篇文章之后，感到这句有些刺耳的话并非虚言。”看来，我国的敦煌学的确有待进一步提高。
回顾中国的敦煌学历史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1900年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引起众多爱国学者的痛心疾首，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整理、编目及专题研究之中，首功当推罗振玉。罗振玉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1909年当他得知藏经洞之事后，迅速请求清廷实施相关保护工作，并着手对敦煌遗书加以研究，先后刊发《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专著，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并未输在起跑线上。
随后，大批国内顶尖学者参与到敦煌学领域，像刘半农、王维诚、胡适、王国维、陈万里、陈寅恪、向达、王重民、常书鸿等等，他们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发表了众多论著，掀起一波敦煌学研究的小高潮。而我对王维诚的《老子化胡说考证》特别感兴趣，就又搜了搜相关资料，被脑洞大开的古人逗得哑然失笑。
东晋时期，道士王浮编了本《老子化胡经》，后人又进行了扩展增补，其中心意思是，老子晚年骑青牛出函谷关后去了天竺，投胎净饭王妃腹中，生出释迦牟尼，其创建了佛教，所以说老子就是佛祖的化身，因此道先于佛。然而这本道教经书早已失传，但在藏经洞中却发现了部分残卷，弥足珍贵。老子化胡不过是道家的一派胡言，仅是在与佛教竞争中开展的舆论战罢了，一则笑料而已，但可笑之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断档的十年”给我国敦煌学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仅研究停滞，而且人员流失，与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日本敦煌学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由于其国策全盘西化，使得日本学者更容易接近保存在英法等国博物馆中的文物，再加有大财团的支持，以及东方文化圈的影响，东瀛敦煌学成就斐然，所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又进入井喷阶段，可虽然呈现出人多面广的可喜局面，但仍存在不专不精的症结，折射出的是一种浮躁的心态。现在科研圈总体上讲不差钱，但差的是踏实的心态，欠的是工匠精神，我们不需要老子化胡的口嗨嘴炮，需要的是玄奘取经的坚韧不拔，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奋起，当是我国敦煌学打翻身仗之锁钥。我便期待着本土学术的腾飞，盼望着敦煌学的真正回归，看到中国学者拿丰硕的成果啪啪打鬼子们的嘴脸，重现万国来朝之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