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色风华，赓续精神血脉
——读《红色的起点》有感
文｜朱双颖
这个暑假，我拜读了叶永烈先生撰写的《红色的起点》，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心下甚是感慨。
这本书讲述的是在1918年到1921年之间，各地围绕建党而发生的历史事件，刻画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无数个青春而崇高的形像。从描绘中共“一大”的召开到讲述参会代表们的命运沉浮，跟着叶永烈先生的脚步，我仿佛真切地置身于多年前的老上海，在烟火气息中看到了古老建筑岁月里的那一段热血岁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新青年》唤醒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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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人人都以为要迎来一个崭新的“共和时代”。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在举国声讨中死去，留下一个军阀混战的烂摊子。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风雨飘摇。而巴黎和谈的失败，又让我们仅存的那一点尊严，摔得粉碎。这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站了出来，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制度性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是思想与精神的问题。要救国，就得先启蒙，先开民智、启民心，再造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
如何再造？如何启蒙？没有人知道。于是他们思考，他们寻找，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一篇《敬告青年》唤醒了一大批青年推开古老而封闭的大门，吹响革命的号角，呼吁大家一起来找。一帮一无所有却怀揣着无限热情的青年热烈响应，由此催生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同学们，冲啊！”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立则国立
2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说，“新青年”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的青年。《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篇篇文章让人血脉偾张、心潮澎湃。越来越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人被《新青年》打开眼界，他们前赴后继，开始创造历史，并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方向。
被《新青年》唤醒后的中国，迎来了青年震耳欲聋的怒吼——他们怒斥无能的政府，启蒙落后的愚民：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将迂腐固化的旧中国从犄角旮旯里“揪出来”。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赵世炎先生；有“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的李大钊先生；有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顽固派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他们的呐喊、他们的精神，与其说是救亡图存，将国家救于危难之间；不如说是青年意识的觉醒，民主精神的启蒙——这颗启蒙的种子，在残破的土地上绽放出血色的花，随风飘扬，洒落在人民看得见的远方。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红船破浪，生如夏花
3
1921年8月初，浙江嘉兴南湖，11位一大代表，挤在闷热的船舱里共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条小船，仅容十余人促膝围坐；一份党纲，仅15条；一场会议，没有像样的会场，日程甚至还不到一天……在那样困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秉持着根植于共产党人心中的信念不断跳出现实的种种约束与桎梏，敢于打通现在与未来，敢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手持的思想武器的巨大力量，敢于承担起救民于水火的重任。
100年前，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这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0年后，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国梦。从小小的红船，到今天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从落后的“双半”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党中央不忘红船初心，砥砺前行才拥有了如今“五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盛世景象。
掩卷深思，想起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今，百年以后的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还有历史中那些为救亡图存而奋进的青年们，心中也一定会升起一种敬意。在这物质丰余，生活平稳的年代，我们更不应忘记先辈的告诫，赓续精神血脉，弘扬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勿忘青年之使命，砥砺前行。
作者：朱双颖，湖南工业大学学生，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坚信文字可以治愈一切，立志用温柔缝补荒凉，让可爱填满期许，从生活的渊泽里捞起种种不尽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