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读后感
在研究了余华所有的短、中、长篇小说后，我得出了与主流文学批评不太相同的观点：余华最成功的小说，不是公认的《活着》，而是被许多文学批评家攻击的《兄弟》。
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是：作品不仅仅能表现文学人物的处境，给人以文本真实感，而且能反映出人类的普遍处境，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前提之下，《兄弟》远胜过《活着》。如若用不太友好的批评视角来解构《活着》这一著作，它更像是在矛盾集中的前提下，写出一个普通的“小农民”极度悲惨却又极其巧合的经历，这远不能代表千差万别的为生活而奔波的个体。而《兄弟》一反余华写作的常态，以新历史的眼光，看到了在资本大潮喧嚣下，传统的、腼腆的“儒家君子”和无赖的、积极的“入世人”的必然结局。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将最高的赞誉送给《兄弟》。
所谓“异质性”本是遗传术语，原指遗传性状因多种不同遗传物质改变而引起的现象，后经文学批评界挖掘，成为包含“文本多元自由阐释空间”、“陌生化场域”的多种意义的指称。毫无疑问，余华的这部《兄弟》已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尤其是下部的文本，其庞杂吊诡的内容涉及到后现代、后人文、社会小说、流浪汉小说、悲喜剧、超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大众史诗等方面，不一而足。余华把极大的丰富性，全部融进了这部奇特的《兄弟》中去了，这使得文本的“异质性”成为多义多元解读的滥觞。
传统批评对余华的《兄弟》可谓是颇有微词。他们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视角，抨击《兄弟》里的“三俗”（“处美人大赛”、偷看林红屁股），斥责文本细节中不符合现实真实（宋凡平在一千人面前扣篮）的部分，对文本中人物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林红对李光头的渴望）……也许是因为《兄弟》的惊世骇俗，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主流批评界的认可，直到陈思和援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以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进行解构阐释，对于此小说的批评才呈现良性转向的趋势。
对于一部作品的批评呈现两极化趋势，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部作品：它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作品内部充斥着大量的灰色空间。平心而论，从荒诞派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本书精彩的部分集中在下部，即从宋凡平死后，李光头和宋刚开始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开始，本书的故事逐渐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风格。也正是从这里起步，余华一反其创作中的得意之笔——“在农村生存场中大写悲剧”的艺术，而把文学人物的故事放在了一个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下的城镇中去，去讨论他们的史诗。在一个资本充斥的世界里，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了：李光头的发家史、宋刚的血泪史、林红的堕落史、小关剪刀的打拼史、余拔牙王冰棍的“投机”史、童铁匠的转型史……一切的异变，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资本的入侵。
在灯红酒绿的时代，那些非理性的和荒谬绝伦的存在，变得合理化：刘作家用一把钥匙洗白了李光头偷看林红屁股的事实、“处美人”大赛仅仅选用男性评委、“处美人”为了大奖争相献身、刘新闻凭着诡辩颠倒黑白、李光头趁虚而入，和林红夜夜笙歌……余华极巧妙地采取了零度写作的技巧，以“局外人”的眼光，冷眼叙述却不做评价。于是，所有的场面都独立开来，如同每秒24画格的电影片段。
狂欢化场面的描摹也是《兄弟》里极富特色的一笔。处美人大赛初赛举行时，李光头“生财有道”，让群众当评委，在炎热的傍晚，十万人挤在街道上，色眯眯地看着那三千个“处美人”。在那样一种群体无意识的情形下，女性已不成其为女性，而是被简化成一个个欲望对象。在狂热的、充斥色欲的氛围下，道德感和正义感荡然无存，剩下的多是畸形的原始冲动。类似于此的例子在兄弟中不胜枚举，它们被部分学者批评为“失实”、“缺少逻辑支撑”的描述，但在文本中异化的、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逻辑都自洽。
李光头和宋刚被无数批评家咀嚼过，他们通常被读者带上帽子，打上“善或恶”的标签。要知道，人性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复杂。在传统观点里，李光头被认为是活脱脱的一个“痞子”形象：脸皮厚、性欲强、满身铜臭、投机倒把。而宋刚则冲充当着公众观念中“好”的那一面：有责任心、善良、温柔、勤勉。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李光头在知道宋刚和林红结婚后，一反常态，不仅不设计报仇夺回林红，反而去医院结扎；在得知宋刚的近况后，怕宋刚不愿接钱，让财务总监悄然资助他们；在得知宋刚的死后，一蹶不振，立志将宋刚的骨灰带到太空……这些可爱、负责的行为为我们描摹了作为李光头的闪光点。等而观之，宋刚在李光头上门示好求和时无情拒绝，为了林红而一走了之外出打拼，即使满身苦楚也不愿回头等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倔强矛盾的宋刚。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也许，宋凡平、宋刚、林红这类传统的，谦谦君子型的形象，几乎无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生存。他们单纯善良、渴望稳定，但也缺少应变、观念保守。在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之前，他们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做贡献；而在这之后，资本为王、遍地是黄金的时代，李光头、童铁匠这类顺势而为、头脑灵活的人物接过大旗，开始全面崛起，书写他们的商业故事。与其说是时代的悲哀，不如也说是人物在时代浪潮淘洗下，自为的选择。我们在品味他们复杂而又美好的圆形形象时，加深了对人性的体察。
余华在《兄弟》创作谈中表示：“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五十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叙述的确是余华这个先锋作家身上最亮眼的铭牌，他赖之以生存，他赖之以创作。
不论是抨击，还是褒赞，亦或冷眼旁观，对于《兄弟》的多元阐释和挖掘解读，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