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读后感
曾经有一段日子，每有人问起，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说家吗？我就说：“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问西西有什么代表作的话，我就说“有，《我城》。”
这是《我城》封面上梁文道的一句话。这句话使得70年代香港的文化沙漠里长出一枝带花的仙人掌来，刺包裹着果肉，花朵却展示着不同寻常的娇弱与顽强。这是70年代《我城》里的香港，那个本土意识刚刚出现的香港。这株仙人掌以他顽强的生命力生存在历史的艳阳下，果肉下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人，圆滑却带刺。那朵花是刚刚盛开的年轻人，立在香港这个“家”上，奋力地向上生长。
如果再早个几十年看《我城》，我一定会幻想那株仙人掌会不会继续延伸，直到长成一片绿色的海，这片文化沙漠或许就消失了吧。但当我们站在2020年的节点上，看到的却是漫天的黄沙，消失的是那仅有的绿色。
《我城》是西西笔下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它包含了家庭、城市、文化，以及对于新香港的希望，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年轻人的鼓励与赞赏。西西在《我城》家庭上，一共塑造了几个主要的家庭，住在”胖大屋“里的“阿果、阿发与妈妈秀秀”，还有在大厦中的“悠悠”、“麦快乐”，在二人世界中生活的“瑜夫妇”。他们分别代表着“传统”与“都市”，“宽阔”与“狭小”，“希望”与“平静”。
阿果家有十七道门，它出现的次数最多，也最具有象征意义。就像阿果刚刚进入房子中遇到的门，它布满着灰尘，坚硬沉重，打开时吱吱地响，足以显示时间在它身上的流逝。但是它“神气”地站着，仿佛多少灰尘也不能遮住它的光芒，暗含着难以掩盖的价值。阿果推开这扇门的同时，也走进了“尘封着”传统文化的世界。
在门里还一个人，就是守门人“阿北”。从许多年前，阿北就开始学习做门了，他是一个传统的守护者。在香港的战争时期，他没有逃离，而是选择把每一个门看好。哪怕在失去妻子，再不年轻时，他还依旧做着“守门人”的职位，为他的“文化”做守卫。这大屋曾经的主人和“阿北”相反，她们在战争后乘坐“机器鸟”，朝着西方的世界离去了，去追求她们心中的“新文化”。而阿北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依旧留下来守护，等待重新开启大门的人。在他孤身一人守卫家园与文化时，阿果一家人住了进来，他们是新一代的守护者，来接替“阿北”对于门与文化的守护。正是由于阿北认真地守护着大屋中的门，屋中的东西才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而遍观如今的香港，又到何处去寻找这间“文化”大屋，阿北这样的守门人再等不到像“阿果”“阿发”这样愿意倾心去守护的年轻人了。那些在《我城》里，做着最基本的工作，却毫不抱怨的年轻人，终于被日渐狭窄和封闭的城市挤压，失去了它们的空间与年少的激情。
想要成为“阿果”的少年们，最后都活成了“悠悠”。如果说阿北门后的家庭空间是传统的代名词，那么“悠悠”家中门后的家庭空间就是“香港都市生活”的现状。在狭小的生活空间内，没有能锁起自己生活的一道门，生活被被迫共享给他人。在一个三百尺的空间中，需要挤着才能坐下，完全没有传统家庭的温馨，只有生活的窘迫。这些在狭小且拥挤的空间中生活的人，并非没有对“传统”家庭的渴望，但是在城市的压迫之下，只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娱乐上，把自己的压力通过大声叫喊与过度放纵释放出去。
悠悠与房客们的不同在于她更多的是选择远离，在城市中寻找让自己自己可以栖息的空间。而在家中，她则利用窗扩宽自己的思维空间，不让自己被家庭空间的狭小和拥挤所禁锢。钱钟书先生的《窗》中，对于窗和门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是“悠悠”这类年轻人在精神上逃离压迫的最后希望，当这一希望也被封锁，年轻人前行的路就再看不见了。
每读一次《我城》，就会看到文字所拼凑出的那些自信向上的年轻人，他们的笑脸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他们带给香港的温暖与活力能穿透纸页。但，我也会同时想起那一夜坐在出租车里，看着被黑夜包裹住的香港，安慰着自己被游行惊吓而无处安放的心。在城市慌乱迷离的灯光下，这本《我城》竟真变成了“童话”，而童话里那个自由向上的香港被如今的现实抛弃了。
还是合上书，让那些《我城》里的他们留在他们的世界里，继续微笑着迎接下一个打开它的人吧。而让读者留在现在这个香港，看是否还能找到藏身在某一街角的“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