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 ,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