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以《三国志》为基础版本的《三国演义》流行于世，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古典小说之一。三五百年，读三国志之人寥寥，而熟知三国演义的人不计其数。粗略认知文字者不言而喻，即使目不识丁者，说起三国人物及故事典故者也能侃侃而谈，久而久之，以三国演义取代三国志为学识途径者不胜枚举，除专业治史者心中了然意外，其他人即使号称有文化之读书人也以三国演义代替三国志而了解历史。
三国志为史书，三国演义为文学作品，虽说文史不分家，但是总有各自的特质，非专业不足理清。虽然史书不乏伪史，但是较之文学作品，其伪处在于真假及论证手段，而非对人物事件之描绘，史书以求真为第一要务，而文学作品以表达情感为创作之起点，史书不如文学作品行笔可以放任无忌，天马行空。虽然好的史书成果也可作为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是双壁之后，难见文史俱佳之作，尤其是唐代以来，官修史书占据主导，范式和法度日益完善，褒贬体制据以官方之态度，不可恣意，故而威严肃穆有余，而趣味活泼不足，如非科举应试之用，亦非读书人娱乐消遣之物，至于市井之民，受学识境遇之限，一无接触熟识的条件，二实为理解深究有困难，所以以真实为首要的史书并不在世间流传，造成人民并不知真史。对真史的认知空白使各自略带历史因素的世俗文学可以代言历史的机会。各自标榜反应真相的大众文化大行其道。文学作品以表达情感而为其宗旨，而市井文化在旨在抓住大众民众的精神需求，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大众文化水平状况而言，通俗易懂和入乡随俗成为大众文化创作和推广的必要条件，否则曲高和寡，难觅知音。宋元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为专门以文娱业为生的行业生存产生了可能，形成了市场规模和发展条件。虽然市场潜力巨大和发展前景美好，但是对从业者而言，挖掘市场潜力、开发文化资源和吸引文化消费者事关其生存发展的大事。受其自身文化水平局限，注定了最初的文化产品创作者难以制造出格调很高的作品，不过与大众文化水平的对接，正好使创作者和消费者达成了不错的连接。宋代瓦舍中说书人的话真好是听书人能懂的，这就足够了！反正，如果说书人水平过高，大众就消费和消化不起了！戏剧作品也是如此。
元代时间虽短，但是在文化发展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那就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特点使大量的读书人进入到了文艺创作之中，并且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不再是如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文艺创作，不是玩票，而是专职人员。这导致了元代以来，文艺的发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格调和丰富的色彩。市场经济的繁华也促使了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更多的钱在这里流动，使元代以后的大众文化的市场总量更加庞大，文化产品由粗糙变得更加精致起立。华美的包装和丰富的内容让实际上在精神和文化上还比较贫瘠的大众认为真就是高格调了，就是最好的了，就如暴发户们看到一个不错的奢侈品一样，已经得到乐需求和满足，同时对于大多数工商者而言，他们的思考力也是很有限的，辨别的能力在缺少专业知识和方法的条件下就会基本没有作用。《三国演义》读后感
为什么并不非历史真相的《三国演义》却取代《三国志》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大众对历史认知的主要文本，它的价值与合理性在那里？
三国演义的价值不在于这部作品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它形成的过程和影响他的因素，为什么它会与三国志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反应的东汉末年的历史，而是反应明清以来大众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它在大众中流行，行为一种与大众交流的语言，一种江湖的规范。他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反映东汉末年的真实历史，在于潜在的流行方式和产生的作用。并不是因为努尔哈赤读了三国演义，了解了三国时期的历史就有了更好的政治能力，而是，他读了三国演义，就可以更好的了解统治者面临的普罗大众，人数众多的民众他们流行的价值取向和对话方式，比如“义”的认同。虽说忠义不分，但是庙堂之上，以忠为主，庙堂之下，江湖之中，义才会大行其道。怎样理解和使用这个义的作用，可以让统治者和治理中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民众，做好控制和管理，提高自己的统治力。法律法规在显性的，是明规则，而这些道义是江湖中盛行的潜规则，是隐形的，它与国家政府的发展制度并行存在，在普罗大众之间默默实行，对国家政府的作用或好或坏，是一种无形而又绵长存在的理论，不容忽视，可乱可兴。是一种民众的力量，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天使和魔鬼实际上都是合二为一。乱世之际，法纪纲常败坏，和国家法制照不到的地方，这些潜规则都在大行其道。
批判性地读一本书，不仅要知道作者在书中讲了什么，还要思考和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和怎样讲的。
现在读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包括辨别的能力，分类的能力，归纳和分析的能力，最后才是记忆的能力。否则记得是伪造的内容和杂乱的知识，不成体系，不能完成创作和指导作用，甚至是误导，那么读书不仅无用，还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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